（來源：中國婦女網）

轉自：中國婦女網

元旦這天，是“陳夏書房”正式向公眾開放的第10天，不少讀者是看到新聞后前往圖書館的。一年前，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夏曉虹夫婦決定把家里的一部分藏書捐給社會公眾，幾經思考，他們選擇了首都圖書館。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平原：我們捐給首圖，有好多書他們沒有，可以填補他們的空白。我們是做人文的，大部分的書都是圖書館讀者可以用的。

首都圖書館副館長 張娟：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他們家滿墻都是書架。一個長長的沙發(fā)，陳老師說你們坐，就從沙發(fā)上把一些書拿走，騰出一個位置說，坐這兒。其實這也是學者的一個困境，很多學者他們研究了一輩子，也收藏了很多圖書，但是到了他的兒孫輩，就不做這方面的研究 ，有的是當垃圾賣了，當廢品賣了，特別可惜。

用時一年，陳平原、夏曉虹首先整理出了1.3萬冊藏書。首都圖書館決定為他們打造一座以兩位教授姓氏命名的書房，按照個人著作、主編文集、研究資料以及學界友人簽名贈書進行分門別類。汪曾祺、王瑤等著名學者、作家的簽名本，則被陳列在展示柜中。整理的過程中，兩位愛書如命的讀書人也經歷了一些掙扎與糾結。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夏曉虹：其實有一些比如版本比較特別的書，像《胡適文存》這種，我其實沒有想到陳老師一開始就給它捐了。他特別早就把家里的民國書的家底差不多都拿出來，包括我們家傳下來的《中國小說史略》，還有他買的《國故論衡》的初版本，還是上網去拍的，他第一批就趕快送過來了。

首批捐贈除了陳平原珍愛的藏書，還有夏曉虹收藏多年的寶貝，比如1955年《北京大學學報》創(chuàng)刊后的第一本雜志，以及自己父親收藏的臧克家等詩人簽名版詩歌集。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平原：書總是要散的，你能保存多長時間，能保存多少是有限的。我們知道歷史上那么多藏書家，之后書都會散的，只是怎么個散法。

現在，除了兩位教授做研究還用得到的、沒看完的1萬冊書籍，大部分藏書都已轉到了首都圖書館，其中包括300多冊古籍書。而“陳夏書房”，也還原了陳平原與夏曉虹家中的部分場景。這天，從杭州特別趕過來的周旻，第一次見到了這個書房。

首都圖書館館長 毛雅君：并不是說兩位老師的藏書版本，有多少所謂文物的價值。比如夏老師，我們研究梁啟超，肯定是跳不過夏老師，在這個專長領域，可能沒有人會比她的藏書體系化。這個是非常有價值的，我們其實沒有這樣的力量，能夠把大量的藏書這樣體系化地來建設，這個是我們覺得它特別彌足珍貴的部分。

20世紀80年代，同時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平原、夏曉虹，在這里相識、相愛，畢業(yè)后也都留校任教。陳平原醉心于近代文學研究，夏曉虹則聚焦于晚清文學。數十年潛心治學，兩人著作豐碩，在學術界也享有盛譽。不過，他們書房里有不少書籍，有些良莠不齊，但他們認為這就是歷史，這代讀書人就是這么過來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夏曉虹：我覺得我們也算是從一個轉折時代過來的。我覺得這也算是一段歷史能夠在這兒保存，否則我們捐書，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我們藏了哪些書如此而已。如果能夠把后邊的一些東西看到，研究過程看到，我覺得可能更有意思。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平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氣，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人和學者。有的時候我們說是眾聲喧嘩，但有些時候是互相支持，在這里面可以借助于了解這些人，公眾可以有選擇，可以看，也可以不看，可以批評，也可以表揚。

對于當下，兩位教授似乎也有不同的選擇。夏曉虹醉心于研究歷史中的人，并不過多思考當下，陳平原則對社會充滿關切，總想做點什么，就像他改的對聯：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圣賢書。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夏曉虹：我自己覺得我就只能做一個歷史研究者，不適合在當下面對尤其是年輕的學生，或者是年輕的群體來發(fā)言。我覺得我追不上，不一定要與時俱進，不一定要一直在關注當下，比如說我的興趣就是在做研究，所以我做好這份工作就好了。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平原：我說想讀好圣賢書，必須聞窗外事，社會的輝煌和社會的苦難。我是77級大學生，然后他們經常會問我說，鄉(xiāng)下的時候你想什么問題，是不是準備將來恢復高考你就能夠考出來，我說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想到這個問題。每個時代的人都會碰到很大的障礙，你只能是在茫然無頭緒之中，抓住閱讀這根救命的稻草，然后盡可能做好自己的準備。其實對年輕人來說，鍛煉好自己，培養(yǎng)好自己，然后有機會的話你就能發(fā)揮。

把自己的書變成了公眾的書，把自己的書房搬進了圖書館里，“陳夏”夫婦做了他們該做的事。接下來，只有越來越多的人走進這間書房去讀書，去查找資料，這間書房才是永遠有生命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