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六年五月，云南巡撫舒興阿那道“聚團殺回”的條子就送到了昆明府，沒幾天，初三日天蒙蒙亮，四面城門咣當一下全關(guān)了，城里的團練們就動手了，那一晚上，人頭砍下來兩千八百三十二顆，血順著三市街的石板縫，嘩嘩地流進盤龍江，江水都染紅了，那紅色到中午都沒散干凈。

蒙化有個回民叫杜文秀，正好在昆明辦茶葉生意，命大，讓他給跑了，他一路逃回大理，跟當?shù)氐墓偌澮缓嫌?，干脆把城門大開，迎接他進去，扯了面白旗，上頭寫著“總統(tǒng)兵馬大元帥杜”，這事兒就算正式鬧起來了，從那以后整整十八年，整個云南就像被卷進了一個大磨盤，一邊是“官逼民反”，一邊是“以剿為撫”，檔案里的人口數(shù)字每少一筆，人世間就少了一戶人家的煙火氣。

官府檔案里頭，最先記下的就是“昆明屠回”這四個字，云南省檔案館那個4-2-156號卷里，粘著一張單子，保存得好好的，上頭寫著五月初六，署理知縣汪堃去點的數(shù)，總共是“三千零四十六級”，旁邊還拿小字補了一句“婦女幼童一千二百三十一”，這折子送到咸豐皇帝那，七月十七日，皇帝用紅筆批了三個字“知道了”，沒說要追究誰的責任，這不明擺著就是默許地方上先動手了。

杜文秀那邊緊跟著就發(fā)了個《告全滇漢回父老檄》，原件也在同一個卷宗里，上頭的血手印都還看得見，里頭那句“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就成了后來大理政權(quán)最硬氣的八個字。

到了1857年，大理那邊立起了帥府，設(shè)了“行省六科”，還請了漢人里的紳士趙清當總理，回民漢民一塊兒辦公，地里的糧稅，一畝地收兩升，比清朝官府原來的稅額少了三成，還在照壁上刻了八個大字，“鋤強扶弱，回漢一體”，光緒年間的《大理縣志稿》里頭寫，“民心悅之，逃亡日歸”，看起來，政權(quán)剛開始那會兒，確實是想好好彌合這裂痕的，可這打仗的機器一旦轉(zhuǎn)起來，底下的小老百姓，還是被碾得粉碎。

1860年，清廷那邊第一次搞了個大規(guī)模的反撲，云貴總督張亮基調(diào)了七千兵，從楚雄那邊打過來，結(jié)果在紅巖被起義軍摸黑給偷襲了，糧草全燒光了，《清實錄》里就輕描淡寫地寫了倆字“失利”，可大理政權(quán)那邊的《支應(yīng)簿》就吹上了，說“殲敵五千”，賓川縣團練總局留下的一本《傷亡冊》殘本，數(shù)字就實在多了，上頭列著死亡和“潰散無著”的總共一千六百四十七人，這數(shù)字比兩邊吹的都小，可也透了個底，好多人根本不是戰(zhàn)死的，是跑了，這些人就成了后來“人口銳減”里頭，那筆最大的糊涂賬。

1862年到1863年，這報復是一輪比一輪狠，楚雄縣有本手抄的《咸豐兵事記》，里頭說，三月份，“回練”晚上偷襲呂合堡，殺了團總楊霖底下二百多號人，到了五月，清軍游擊李家福就帶人打了回去，一把火燒了八個回民村子，“老弱悉驅(qū)入河”，同一頁紙的邊上，還有人拿小字夾注了一句，“漢村被回殺者十三，回村被漢殺者二十七”，這比例差得有點多，有個叫埃德蒙·于克的法國傳教士，1868年路過楚雄，他在信里寫，“沿途的村子，十家里有九家是空的，漢人說是回匪干的，回人說是漢匪干的，可那些老人婦女，最后都死在了一塊兒”，這第三方的話，算是給地方志里那些互相屠殺的數(shù)字，做了個旁證。

1867年，杜文秀出兵東征，把昆明圍了兩年零四個月，兩邊的檔案，難得地留下了個“同期對照”，起義軍的糧臺賬本《支應(yīng)簿》上記著“發(fā)倉米九萬四千石”，清軍那邊岑毓英的奏報里寫著“堅壁清野，焚城外稻禾”，還附了個《勸捐義糧示》，逼著城里有錢人出米，誰不出就按“通敵”辦，有個叫方蘇雅的法國攝影師，1880年拍了張“昆明北門外瘟棚”的照片，照片說明里記著，1868年那會兒“每天死三百人”，這跟岑毓英同治七年十二月那份《疫疾請恤折》里說的“日斂浮棺三百具”對上了，饑荒加上瘟疫，可折子里明明白白說了，“焚禾”是清軍自己干的，這責任不在圍城那一方，歷史的真相，到這兒就算清楚了。

1872年冬天，大理城破了，岑毓英在《攻克大理折》里報功，說“斃賊一萬七千”，可同一天上報軍機處的《正法名冊》里，有名有姓的才四千二百人，剩下的人都成了“生死未詳”，云貴總督劉岳昭1874年在《善后清查折》里承認，“大理、永昌、楚雄、蒙化這四個地方，報上來的回族男丁，加起來不到三萬”，可咸豐元年的《云南通志》里記著，云南的回民有三十七萬，這十年工夫，就少了九成。

清廷后來搞了個《安插回匪章程》，把活下來的回民，硬是遷到了昭通、東川那些山區(qū)，“給牛一頭，田五畝，永禁回城”，今天滇東北那些回族聚居區(qū)，就是這么來的，遷徙的路上，婦女小孩拿繩子拴著腳，一天走三十里，死了的就扔在路邊，檔案里頭說得含含糊糊，可民間的族譜里記下來了，“至昭通者，十不一二”。

打完仗第一年，云南巡撫潘鼎新請求免了全省的錢糧，附了本《人口清冊》，說全省“原額人丁”七百四十四萬，到同治末年“查報”下來，只剩下三百八十七萬，后來的學者劉云明、古永繼，拿咸豐同治年間的《賦役全書》和光緒年間的《黃冊》一對比，發(fā)現(xiàn)這減少的人口里頭，“隱匿、逃亡、未復業(yè)”的占了六成，真正死的差不多是三成，可因為那個“剿回”政策，回民的死亡比例比平均值高太多了，這“民族人口斷層”的說法，算是坐實了。

回過頭看這十八年的原始記錄，最讓人心里發(fā)沉的，是一張張“無口供”的紙，抓到的人，還沒來得及審問就“正法”了，被遷走的人，還沒入戶籍就“安插”了，被屠殺的人，還沒報上姓名就成了“無著”，杜文秀起義的正義，就寫在清廷先動手、先屠城，皇帝批了“知道了”的那張朱批里，而他的悲劇，就寫在大理帥府那面“回漢一體”的照壁，最后被炮火轟塌的裂縫里，戰(zhàn)爭把兩邊都推向了深淵，可深淵里頭埋得最多的，是那些壓根就沒想過要反的老百姓，檔案合上了，民間還留著一句滇西的土話，“三十年不唱鄉(xiāng)戲，怕聽鑼鼓想起屠城”，戲臺子壞了可以再搭，人被抹掉了，就再也沒有下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