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時一定要有脈絡，選擇也要遵循定律

來源 | 研究生法學編輯部

作者王旭，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特聘教授

不管是閱讀還是寫作，都與自己的心性，與自己的旨趣，甚至與自己一些特有或特殊的生命體驗有關。就如德國的大哲學家費希特所講的，你選擇什么樣的哲學，歸根結底是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閱讀和寫作作為一種生活或生命的選擇，這是純粹私人性的。為此我們會發(fā)現(xiàn)，盡管憲法學是一個公共的事業(yè)，但不同的學者的閱讀路徑、寫作旨趣、問題意識的差異是很大的。正如后面我會談到的國家法學，我之所以要致力于建構這樣一種法律科學，也是同我個人心性、人格特質和對世界理解的方式有關。所以，我覺得對于憲法學的同學們來講，如何協(xié)調公共性和私人性，是我們閱讀和寫作首先要面臨的非常重要的選擇，兩者之間是有張力的。以寫作為例，如果完全遵照自己的思維和表達方式，讀者可能看不懂，或者不能完全進入文章的語境。如果對憲法學長期共同形成的一些經(jīng)典文獻，了解不夠或者興趣不大，沉浸在私人的閱讀里，你也會發(fā)現(xiàn)進入不了學術共同體。

這是我第一個想提的建議，即要將公共性的生活和私人性的體驗結合在一起，尤其是在今天這樣一個學術工業(yè)化的時代。今天的現(xiàn)代學術體制基本上是伴隨著人類工業(yè)文明而成熟定型的，工業(yè)文明最大的特點在于標準化、格式化和一般性。如果大家都閱讀過的文獻，你沒有閱讀，大家共同的一些立場和問題意識，你沒有感覺，那么在學術體制里當然會有疏離感和孤獨感。當然，有的學者可以講，我就是天馬行空，我就讀我愛讀的，寫我愛寫的，那在現(xiàn)代的學術工業(yè)體制里，可能就不能夠分享某種共識，被疏離感就是必然的，所以要平衡好二者。

在閱讀時一定要有脈絡，要通過閱讀建立起自己的知識地圖和自己的學術家園。我記得我在法大本科剛入學的時候，閱讀的興趣和求知的欲望非常強烈，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是看到什么書就讀什么書，或者聽到別人推薦什么書就讀什么書的狀態(tài)。彼時最早讀哈耶克，在大二前就把哈耶克所有的中文譯著都翻了一遍。后來又有其他的學術人物比較流行，比如?？隆ⅠR克斯·韋伯，于是又花很多精力去啃他們的著作。但是上了研究生以后，我就發(fā)現(xiàn)閱讀的這些人之間，彼此并不共享一個學術脈絡，他們切入學術的方式，他們的問題意識以及他們的知識傳承，并不能構成一個完整且融貫的知識地圖。此時就像習武之人，練了百般武藝卻無家可歸。

從研究生階段開始，也得益于法大非常濃厚的法學方法論研究的傳統(tǒng)，我開始以法學方法論作為切入點，以它為一條軸線來勾連有關的知識譜系和人物。后來，法律實證主義成為了英美法理學強勢崛起的學術符號，而法律實證主義的本質是要回答法的性質，對法的性質的回答則是由一些最基本的經(jīng)典命題生發(fā)出來的，比如像分離命題，社會淵源命題，社會事實命題。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發(fā)現(xiàn)，閱讀必須要在共同分享的命題的基礎上進行歸納和整理。所以我的第二個建議是，閱讀一定要有脈絡，要有清晰的思想的承前啟后，人物的前呼后繼，不能夠完全憑著自由心性去選擇閱讀。閱讀的本質當然是自由的，但自由的本質卻意味著選擇，選擇則要遵循一定的定律，我覺得學術上的脈絡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建議來源于古人和今人講的兩句話，這兩句話給我的啟發(fā)都非常大。第一句是朱子所講的“致廣大而盡精微”，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研究法律的人，不管是持法教義學立場，還是持社科法學立場，亦或是其他的立場，首先應該是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這就意味著要對人類先賢們所流傳下來的人文社科經(jīng)典要熟悉。恰如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里面講的，一切學問都來自于驚訝和懷疑，這是作為一個學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如果你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你就不能夠涵養(yǎng)一種大格局、大氣象，不能對人類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整體全貌有基本的理解，如果用牟宗三的話來講，不能追求和涵養(yǎng)“通孔”的智慧，這就是沒有做到“致廣大”。為此，閱讀不能局限于自己的專業(yè)的一畝三分地，尤其不能夠局限于自己的二級學科領域。例如研究憲法學，你不能不懂政治哲學，不能不懂道德哲學，否則就無法對現(xiàn)代憲法學的一些基本命題做出基本判斷。我舉一個例子，現(xiàn)代憲法學是以基本權利作為核心，但為什么基本權利這個概念直到現(xiàn)代社會才有，背后是有一套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預設的，這跟人的形象是有關系的。如果你不能夠對背景性的人文社科一般性知識有所了解，那對一個具體的命題的把握就是不可能深入的，這就是朱熹講“致廣大”。

但是做學術研究，尤其是將來想要有產(chǎn)出，還要有學術的區(qū)分度。想要獲得學界的認可，那么閱讀還一定要有“盡精微”的方面，在某一個領域深耕細作，咬定青山不放松。“致廣大”是涵養(yǎng)你的氣象和格局，那么“盡精微”就是讓你變得更加地敏銳、深刻，甚至是尖銳。我舉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學者漢斯·凱爾森，若以中國古人的標準，他是典型的“盡精微”的學者，他把法的規(guī)范邏輯，把法的規(guī)范理論發(fā)揮到了純粹的地步，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其理論的知識背景。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對于法的純粹性的這種現(xiàn)象學還原？法律從現(xiàn)象上看都是各種各樣的條文，但是他把法律還原成一個層級規(guī)范的結構，剝離了所有的具體的現(xiàn)象和經(jīng)驗，變成了一個邏輯上縝密完整的規(guī)范層級的結構，這其實是跟他的民主理論和國家理論是有關系的。我在《清華法學》的一篇文章里面專門討論過凱爾森的法治觀和民主觀的關系，實際上他的理論是有非常深厚的民主政治理論作為背景的。由他的多元民主觀，以及繼承自西耶斯以來的現(xiàn)代代議民主理論，才推演出特定而具體的規(guī)范觀和法治觀。為此，我們在閱讀一個學者的時候，不能把豐富的知識背景風干、抽象和濃縮；我們自己在閱讀和寫作的時候，也要在一個廣袤的格局背景下，選擇一個深耕細作的領域，并且實現(xiàn)二者的互動和圓融。“致廣大而盡精微”，一直是我這些年研究憲法學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標。

第二句話實際上是近代人說的，熊十力講對于閱讀要“沉潛往復”，也就是說真正值得你費心力去閱讀的文本，它絕對不是一次性的閱讀體驗，而是要反復地去讀，沉下心去體會，要在不同研究階段，與你的研究階段反復對話和結合。“沉潛”講的是深度的概念，“往復”講的是寬度的概念。

我們閱讀時，尤其是閱讀經(jīng)典文獻時，那是一項正襟危坐的事業(yè)，不是淺嘗輒止的體驗。我覺得對于學生來講，最大的問題在于做不到沉潛往復。當下是信息技術文明發(fā)展的時代，信息技術的發(fā)展意味著快餐文化，學術標簽化、學術時髦化、學術娛樂化已經(jīng)甚囂塵上。用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話來講，一個越大眾化的時代，越流行民主理念的時代，越是一個平庸的時代。因為大家研究的東西是一些共識的東西，民主是講共識的，大眾化的本質是世俗化，所以我們會研究很多淺層次的、感官型的、滿足特定的欲望和意識需要的知識，讓這個時代變得平庸化了。然而學術閱讀其實是要與平庸化抗爭，學者必須要有自己的堅守，必須要深入到文本背后的深層次原理，體悟作者最初的焦慮，才能夠讀懂作品。在今天，閱讀的渠道很多，閱讀的方式也很多，閱讀的時間越來越碎片化，閱讀的信息是海量的，但是這些恰好會消解我們正心誠意地對待文本的心境?？赡芪覀兪菫榱艘黄恼氯ゼ庇?，可能是為了下節(jié)課的一個討論而臨時抱佛腳；可能是為了參加某個社會調研，學了幾句書里的名人名言，循章摘句。但這就失去了對文本整體的深入理解，失去了把經(jīng)典文本與自己不同時期的思考和體驗結合在一起的能力。閱讀要“沉潛往復”，這是我的第三個建議，也與同學們共勉。

第四，閱讀也好，寫作也好，本質上是一個比慢的過程。這里我借鑒了林毓生先生的一句話，他講社會科學是一個比慢的過程，而不是比快的過程。今天大家的生活節(jié)奏很快，生活壓力也很大，不管是作為學生也好，將來進入職場也好，整體處于一個停不下來的狀態(tài)，但我覺得這種狀態(tài)是有違閱讀與寫作的本質的。閱讀也好，寫作也好，對于人文社會科學來講，本質上是一種人格的涵養(yǎng)，而人格的涵養(yǎng)不是朝夕可成的。

為此，閱讀不能抱著某種功利的目的，用林毓生先生的話來講，我們應當是基于人文的沖動，而不是基于功利的沖動去做學問。功利的沖動下，我們甚至會成為所謂的“書皮學”，這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流行的一種講法，只看目錄，只看書皮，我大體就能快速的了解書的內容，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知識生產(chǎn)和知識積累的方式。但是對于做學問來講，要懷著一種慢的心態(tài)，慢慢品味和體會，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從一個觀點擴展到另一個觀點，從一個學者延伸到一個學派，這是不斷打開自己的理性、不斷拓展自己知識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慢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