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年關(guān)剛過，西安古城還沉浸在節(jié)日的余溫里。

蓮壽27號，這處住了不少軍官家屬的深宅大院，空氣中還殘留著爆竹炸開后的火藥味。

就在這看似喜慶的日子里，后院那片不起眼的菜地，上演了一出讓人驚掉下巴的慘劇。

那時候，一位年輕少婦正蹲在地里割韭菜，那是為剛歸家的丈夫準備的餃子餡。

可她身后的男人絲毫沒有搭把手的意思，反而慢條斯理地摸出了腰間的佩槍。

黑洞洞的槍口，悄無聲息地頂上了妻子的后腦勺。

槍響了。

少婦身子一軟，癱倒在泥地上，鮮紅的血瞬間浸透了手里那把還沒割完的韭菜。

扣動扳機的男人名叫張靈甫，那會兒是國民黨軍第74師113團的上校團長。

而倒在血泊里的，正是他的第二任太太，吳海蘭。

這事兒一出，整個西安城都炸了鍋，連南京那邊的高層都被驚動了。

一個前途無量的黃埔系軍官，怎么會對那個平日里跟他舉案齊眉的枕邊人下這種死手？

坊間傳聞滿天飛，有人說是政治角力，有人說是情債難償。

可要是咱們剝開這層層迷霧，把張靈甫當時的心理活動拆開了揉碎了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壓根不是一時沖動的激情犯罪。

這是一個性格偏執(zhí)到了極點的人，在那種特定環(huán)境下做出的必然選擇。

這筆賬，張靈甫自以為算得精明，可偏偏在人生最緊要的關(guān)頭，走了一步臭棋。

咱們把時鐘往回撥，看看那個血腥下午之前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關(guān)于他為什么殺人，后來流傳著兩本完全不同的“賬簿”。

頭一種說法，是張靈甫后來的第四任太太王玉齡講出來的。

一怒之下，為了“大義滅親”才開了槍。

這理由聽著冠冕堂皇，挺符合“黨國棟梁”的人設(shè)。

可仔細一琢磨，全是漏洞。

要是吳海蘭真是那邊的人，張靈甫作為團長，完全可以把人抓起來審，甚至直接扔給憲兵隊。

這樣既能把自己摘干凈，還能立個功。

私下里把所謂的“共諜”給斃了，既沒物證也沒口供，反倒讓自己背了個殺人犯的黑鍋。

對于一個把仕途看得比命還重的軍官來說，這買賣虧到姥姥家了。

再說，翻遍了史料，也找不到半點吳海蘭有特殊身份的證據(jù)。

那所謂的“竊密說”，多半是張靈甫身邊人后來為了給他洗地編出來的瞎話。

第二種說法，聽著荒唐透頂，可細想起來，反倒更接近人性的陰暗角落。

據(jù)張靈甫的老戰(zhàn)友吳戾天回憶，禍根其實就是一句玩笑話。

那會兒紅軍剛到陜北，張靈甫帶兵圍剿吃了個敗仗，剛被蔣介石訓得狗血淋頭。

正趕上同事楊團長從西安探親歸隊，張靈甫隨口問了一嘴：“見著我家太太沒？”

楊團長這人嘴碎，愛開玩笑，張嘴就來：“見著了，在電影院門口呢。

你老婆穿著旗袍，身邊還有個西裝革履的小伙子，倆人那叫一個親熱?！?/strong>

就為了這么沒憑沒據(jù)的一嗓子。

換個腦子清醒的人，聽到這種閑話，第一反應(yīng)肯定是先去核實。

畢竟吳海蘭是大家閨秀，又給他生了閨女，兩口子感情一直不錯。

但張靈甫這人腦回路不一樣。

在他那會兒的心里賬本上，面子和尊嚴的分量，哪怕是一丁點兒受損的風險，都比老婆的命重，也比法律的紅線重。

他沒去調(diào)查，沒去質(zhì)問，甚至連架都沒吵。

直接請假回家，心里帶著殺意，臉上卻裝得跟沒事人一樣，哄著老婆去菜地割韭菜包餃子。

這種極度的陰狠和果決，現(xiàn)在想來都讓人后背發(fā)涼。

他腦子里的邏輯鏈條八成是這樣的：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

萬一老婆真給他戴了綠帽子，那就是對他男人尊嚴的毀滅性打擊；把人殺了，雖說有坐牢的風險，但至少保住了“男人的面子”。

這種走極端的性格，其實早在他是毛頭小伙子的時候就埋下了種子。

日歷翻回到1924年。

那一年，張靈甫站在了人生的第一個十字路口。

那時候他還叫張鐘麟，在北大歷史系讀書。

在那個年代，一只腳邁進北大，那就是妥妥的天之驕子。

按理說，順著這條路走下去，中國歷史上沒準能多出個書法大家或者歷史學者，少個殺伐果斷的悍將。

可偏偏這時候，他選擇了退學。

理由很俗：沒錢。

張家缺錢嗎？

根本不缺。

張靈甫老家在西安長安區(qū)東大村。

聽村里的老人講，民國那會兒，村里那條一百五十多米長的商業(yè)街，青石板路兩邊全是張家的產(chǎn)業(yè)。

張家在方圓十里那是響當當?shù)拇髴簟?/strong>

他爹張鴻恩，個頭一米九，是個典型的關(guān)中“冷娃”，干活那是把好手，可就是腦筋死板、守舊。

在他爹的算盤里，供兒子讀書是好事，可這無底洞也太深了。

當時張靈甫管家里要錢交學費，算上生活費一共得兩百塊大洋。

兩百大洋啥概念？

在當年的關(guān)中農(nóng)村，這筆錢足夠置辦二十多畝上等的水田。

他爹一口回絕。

在老頭看來，拿二十畝地換幾本破書，這生意怎么算怎么虧。

面對親爹的拒絕，張靈甫做出了一個扭轉(zhuǎn)命運的決定。

他不求人，也不搞勤工儉學，直接卷鋪蓋卷走人。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p>

既然筆桿子握不住，那就去握槍桿子。

那會兒世道亂得一鍋粥，當兵確實比讀書更有搞頭。

這個決定，把張靈甫性格里的兩個特質(zhì)暴露無遺：一是辦事絕不拖泥帶水，二是功利心極強。

他這不光是為了混口飯吃，更是為了出人頭地。

他先是跑到河南開封投奔了老鄉(xiāng)胡景翼，后來又揣著于右任的推薦信，一頭扎進了黃埔軍校第四期。

提到于右任，這又是張靈甫人生投資里的一步“神棋”。

于右任來學校視察，瞅見張靈甫的字，連著夸了好幾聲：“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這不光是藝術(shù)上的認可，更是政治資本的原始積累。

于右任那是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有了他這塊金字招牌，張靈甫才順順當當?shù)剡M了黃埔，成了蔣介石的“天子門生”。

從北大才子搖身一變成了黃埔軍官，張靈甫完成了階層的三級跳。

在北伐戰(zhàn)場上，他從排長干起，因為打仗不要命，官運亨通。

特別是搭上了胡宗南這位“大師兄”的線后，張靈甫更是混得風生水起。

胡宗南對他那是相當照顧，張靈甫也爭氣，三十歲那年就混到了第1師獨立旅第1團的上校團長。

那是1933年，他人生的高光時刻。

也就是在這一年，經(jīng)人撮合，他認識了吳海蘭。

吳海蘭是四川廣元人，娘家底子厚實。

她念過書，長得水靈，還能像北方媳婦那樣搟一手好面條。

對于常年在刀口舔血的張靈甫來說，這么個既能給足情緒價值、又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的老婆，簡直就是完美的。

如果不發(fā)生后來的那檔子事，這就是妥妥的“英雄配美人”的佳話。

可張靈甫骨子里的那股“暴戾之氣”，就像個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爆。

這一點，從他的頭一段婚姻就能瞧出端倪。

娶吳海蘭之前，張靈甫在老家已經(jīng)結(jié)過一次婚。

那是老爺子包辦的，媳婦叫邢勤英。

這樁婚事從一開始就透著荒誕。

張靈甫的娘居然嫌棄邢勤英沒裹腳，不是三寸金蓮，死活不答應(yīng)。

邢勤英也是個烈性女子。

聽說未來婆婆嫌自己腳大，她竟然摔碎了瓷碗，用碎片和裹腳布生生把腳給纏了起來，一直纏到腳變形變小才算完。

甚至還拎著菜刀沖到張家門口，放話說要是不答應(yīng)這門親事，就當眾把腳給剁了。

這種近乎自殘的剛烈勁兒，最后逼得張家點了頭。

可張靈甫對這位原配是個啥態(tài)度呢？

冷漠。

冷到了骨子里。

一方面他不敢違逆那個嚴厲的親爹，硬著頭皮認了這門親；另一方面，見過大世面的他，打心眼里瞧不上這個舊式女子。

這種被壓抑的欲望和不滿，等他手里有了權(quán)，就變成了一種對女性絕對的控制欲。

所以，當1936年那個關(guān)于吳海蘭的謠言傳進耳朵里時，他徹底失控了。

在他眼里，邢勤英是他甩不掉的“包袱”，而吳海蘭是他自己挑的“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一旦有了污點，哪怕只是捕風捉影，唯一的處理辦法就是“報廢”。

于是，那聲槍響了。

殺完老婆，張靈甫以為憑著自己的軍功和人脈，這事兒能壓下去。

但他低估了輿論這把火。

西安的婦女界不干了。

殺人償命，天經(jīng)地義，何況殺的還是無辜的老婆。

好多人聯(lián)名寫信，直接把狀告到了婦女部長宋美齡那兒。

吳海蘭的娘家也沒閑著，甚至連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都出面了，給宋美齡打長途電話施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p>

這下子，燙手山芋扔到了蔣介石懷里。

蔣介石面臨著一個兩頭堵的難題：

保張靈甫？

那是公然把法律踩在腳下，老百姓能答應(yīng)嗎？

這也太給“新生活運動”抹黑了。

殺張靈甫？

這小子可是員虎將，正是用人的節(jié)骨眼上，殺了怪可惜的。

蔣介石耍了個滑頭：讓人把張靈甫帶回南京，交給軍事法庭審判。

初審判了死刑。

這算是給外面沸騰的輿論一個交代。

緊接著，劇情大反轉(zhuǎn)。

死刑沒執(zhí)行，改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把人關(guān)進了老虎橋模范監(jiān)獄。

這哪是坐牢啊，簡直就是“修身養(yǎng)性”。

據(jù)說在號子里，張靈甫還碰上了大名鼎鼎的獄友陳獨秀，倆人沒事還能切磋切磋書法。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潛規(guī)則”。

只要你是嫡系，只要你能打仗，法律的底線就能像橡皮筋一樣，想拉多長拉多長。

一年后，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

抗戰(zhàn)全面打響，前線急需用人。

蔣介石順水推舟，發(fā)了道命令：所有在押的官兵，除了政治犯，一律放出來，戴罪立功。

張靈甫就這么大搖大擺走出了監(jiān)獄，官復(fù)原職。

在后來的抗日戰(zhàn)場上，他確實打得夠猛，想借此洗刷自己身上的污點。

但他性格里的那塊短板，并沒有因為蹲過大獄而補上，反倒因為這次“死里逃生”，變得更加剛愎自用。

這種性格，最后注定了他的結(jié)局。

多年后，張靈甫娶了第四任太太，年僅17歲的王玉齡。

新婚燕爾，王玉齡曾半開玩笑地問過丈夫：“如果我以后做了對不起你的事，你會怎么對我？”

她之所以這么問，大概也是聽說了吳海蘭的慘死，心里多少有點發(fā)毛。

史料里沒記下張靈甫當時是怎么回的。

但那個沉默的瞬間，恐怕比任何狠話都讓人膽寒。

1947年，孟良崮。

面對華東野戰(zhàn)軍鐵桶般的包圍，張靈甫再一次亮出了他那種“賭徒”式的決策風格。

他放棄了突圍的最佳時機，想拿自己當誘餌，在這片絕地上演一出“中心開花”。

他賭友軍會拼了命來救他，就像當年賭蔣介石會保他不死一樣。

可這一回，他賭輸了。

友軍就在幾公里外，卻按兵不動，曾經(jīng)的“奇才”最后命喪孟良崮。

回過頭看張靈甫這一輩子，從北大才子到黃埔悍將，從殺妻囚徒到抗日名將，他做過無數(shù)次選擇。

在每一次關(guān)乎命運的岔路口，他似乎都選了一條最激進、最決絕的道兒。

這種性格成就了他，也毀了他。

就像那個在西安后院的下午，當他掏出槍的那一刻，他以為自己解決了個麻煩。

殊不知，那一槍，其實也擊穿了他做人的底線。

在那之后，不管他立下多大的戰(zhàn)功，那個“殺妻狂魔”的影子，始終像個幽靈，死死纏著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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