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的一天清晨，韶山的山霧還沒散盡，村口曬谷坪上已經(jīng)有老人搬著小板凳坐下閑聊。有人悄聲說起：“主席回來了?！边@一句話，從山腳傳到山腰，再傳到下屋場的水塘邊，像石子落水，一圈一圈漾開去。

不遠處，毛家老屋前人影漸多，有的趕來看看從鄉(xiāng)里走出去的那位“毛潤之”，如今已經(jīng)是共和國的領(lǐng)袖；有的只是想確認一下，童年記憶里的那個大個子孩子，是否還記得韶山的風、韶山的雨，以及那些早已作古的老鄰居。

就在這一天的行程里，毛主席提出了一個看似隨意，卻藏著舊情的問題——想去下屋場看看“皮蛋”。

有意思的是，這個綽號在韶山鄉(xiāng)里一提，幾乎無人不曉，卻又很少有人會在正式場合提起。因為“皮蛋”不是什么雅號，而是一個調(diào)皮、貧窮、命運坎坷的石匠，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早期共產(chǎn)黨員——鄒普勛。

一、香山問“皮蛋”，北京信飛回韶山

時間要往前撥回到1949年春天。

那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guān)和毛主席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8月，中南地區(qū)的戰(zhàn)事漸次明朗，韶山被第四野戰(zhàn)軍解放。緊接著，部隊按照組織安排，派人前往韶山，打聽毛主席的親屬情況，把親人陸續(xù)接到北京。

10月，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書屋里，見到了整整二十多年未見的九弟毛澤連，還有表弟李柯。兄弟重逢，本來應(yīng)該多說些家常，聊聊祖墳、田地、祠堂、各家各戶的境況。談著談著，話題忽然轉(zhuǎn)到了一個綽號上。

毛主席夾著煙，喝著家鄉(xiāng)人帶來的茶水，茶杯一放，抬眼看向窗外的槐樹，頓了半晌，忽然問道：“九弟，你曉不曉得‘皮蛋’現(xiàn)在怎么樣？”

聽到這個稱呼，毛澤連還愣了一下，以為說的是吃的那個松花皮蛋，便趕忙解釋：“家里每年都做，來時路忙，又想著北京也有，就沒帶?！泵飨犕晷Τ雎暎骸罢f的不是吃的，是下屋場鄒培春的二伢子，亨二啊。”

“皮蛋”這兩個字一出來，童年的院壩、池塘、山坡，似乎一起回到了眼前。

鄒普勛，小名“亨二”，是毛主席小時候在私塾里的同窗，住在下屋場。小時候的他黑瘦、愛闖禍，也不講究干凈，常把鼻涕往袖子上一抹，胳膊一圈又黃一圈黑，村里孩子便笑他“像個皮蛋”。綽號就這么傳開了，再也摘不掉。

毛主席又問：“他的日子過得如何？”毛澤連嘆了一口氣，只能如實相告：解放前那些年，鄒普勛靠刻石碑討生活，收入微薄，家里一直緊緊巴巴。長期干石匠，粉塵嗆人，他的肺越拖越壞，病沒好，家底卻先垮了，日子過得十分艱難。

屋里一時安靜下來。煙霧在燈下繞了一圈，毛主席緩緩掐滅了煙頭，只說了一句：“他是有過貢獻的人，不能不管。”

同年11月28日，毛主席提筆寫下了一封很短的信：

“亨二哥：

聽你身體不大好，甚以為念。

希望你好生保養(yǎng)，恢復健康。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信里只寥寥數(shù)句，卻暗暗帶著幾十年的舊情。信封里還裝了100元錢，在當時的物價水平下，這筆錢對一個窮困石匠來說，并不算小數(shù)目。毛澤連受托回鄉(xiāng)時，將信和錢一并交到了鄒普勛手里。

那天傍晚，下屋場的屋檐下昏黃一片，鄒普勛把信攤在桌上，一字一句看過去。聽說毛主席在北京忙得連覺都睡不夠，這個當年一起放牛、下水塘的小伙伴，如今身在“中南?！?，卻還惦記著韶山一個患肺病的石匠，他心里那股復雜滋味，一時說不出，只是對著信紙發(fā)了好長時間的呆。

后來，他慎重地回了一封信，既謝意，又說明自己經(jīng)濟窘迫，路途遙遠，暫時去不了北京，婉言謝絕了毛主席的邀請。這種做法，在當時的韶山鄉(xiāng)間并不多見——多數(shù)人來信，都是想去北京見一面；而他，卻選擇留在本地，繼續(xù)和石頭、煙塵打交道。

毛主席并沒有因此放下這件事。他又叮囑表弟李柯，按實際情況寫報告，向地方政府反映鄒普勛曾參加農(nóng)運、入黨、遭受迫害的經(jīng)歷，按照政策為他爭取應(yīng)有的待遇。不得不說，這種做事方式，既合組織程序，又帶著一點老鄉(xiāng)之間的執(zhí)拗：既然幫，是要幫到點子上的。

1950年5月15日，毛主席又連發(fā)兩信，一封給鄒普勛，詢問病情和家庭人口、勞動力狀況；另一封給毛宇居，請他若手頭寬裕，可先行接濟鄒普勛，“容后由弟歸還”。

信送到韶山那天，毛宇居到鄒普勛家時，他還蹲在石坯前敲字，滿身粉塵。聽到“毛主席在信里提到你”，這位皮膚黝黑、咳嗽不止的石匠，接過信紙，手居然有些發(fā)抖，眼眶也慢慢紅了。

這幾封信，像一根細線，將北京的中南海與韶山的石匠屋悄悄連在一起。后來的事情就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根據(jù)信里反映的情況去查檔案，確認其身份與經(jīng)歷，按政策給予他相應(yīng)待遇，生活總算有了轉(zhuǎn)圜的余地。

在很多大事記里，這幾封信只是一筆帶過。但對于鄒普勛這類普通農(nóng)運骨干來說，正是這樣的細節(jié)，決定了他們后半生能否挺過最難熬的關(guān)口。

二、私塾同窗，到農(nóng)運骨干

要弄清毛主席為何一直惦記著這位發(fā)小，還得再往前翻到更早的歲月。

大約在1898年前后，八九歲的毛潤之被母親領(lǐng)著，背著書包來到韶山的一間私塾。這間私塾的先生名叫鄒培春，略通經(jīng)史，在鄉(xiāng)里頗有威望。毛潤之，就是在這里開始了啟蒙。

同屋讀書的，還有先生的兒子——鄒普勛。兩個小孩年齡相仿，早上一起背書，課后一起放牛、砍柴。有時候跑到山坡上摘板栗，有時候在竹林里玩躲貓貓。小孩子爭強好勝，拳腳難免碰上，你一拳我一腳，吵鬧一番，轉(zhuǎn)眼又和好如初。

那時候的毛潤之，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跟別的娃有些不一樣。他喜歡看課外書，尤其是《水滸傳》《三國演義》這樣的章回小說，讀完還會“改編現(xiàn)場版”，給塾里的孩子講故事，講得眉飛色舞。孩子們下課跑出門，往往不是圍著先生，而是湊到他身邊，讓他接著說“武松打虎”、“諸葛亮借東風”。

這就難免沖撞到先生的面子。鄒培春自有他的尷尬：課堂上講的是四書五經(jīng)，句讀平仄，孩子們打瞌睡；下課后，自己的兒子和一幫學生卻圍著毛潤之聽“梁山好漢”。一來二去，他心里有些不痛快。

有一次，他氣頭上跑去找毛順生（毛主席的父親），脫口而出：“你家潤之，那不得了??！他的才學比我高，我已經(jīng)教不了他了！”言辭里有怨氣，也有無奈。但從結(jié)果看，這句話反而成了“逼學生另尋高師”的善意催促。鄒培春并非真不管，反而是怕耽誤了這株苗子。

多年以后，毛主席曾談起這段往事，說過一句頗為中肯的話：“鄒先生是個好人，他很嚴格，是個好老師。我那時頑皮，年小不懂事，還造過他的反呢?！边@句話里，對童年頑劣有反思，對舊師卻是肯定。

至于鄒普勛，從私塾出來后并沒有繼續(xù)深造。他家境一般，很早便去學徒，當了石匠。學的是苦活，卻也練出一身硬功夫。日常生活簡單，靠刻碑、鑿字換一點辛苦錢。

在農(nóng)民講習所的課堂上，臺上是滔滔不絕講“反帝反封建”的毛澤東，臺下的聽眾里，坐著鄒普勛——這個少時在池塘邊一起撲騰過水、在山坡上一起打過鬧的同伴。講課間隙，他一邊聽，一邊在粗糙的紙張上記筆記，不時抬頭，眼神有些復雜：既熟悉，又陌生。

那時候的韶山鄉(xiāng)，舊勢力根深蒂固，地主豪紳勢力不弱。農(nóng)運在當?shù)氐耐七M，并不是一帆風順。要組織農(nóng)民夜校，要建立農(nóng)會，要破除一些舊習俗，少不了當?shù)毓歉傻呐浜?。鄒普勛就是在這種氛圍中，被發(fā)動、被啟發(fā)，隨后挺身而出。

在毛主席的影響下，他積極投入農(nóng)運，聽課、串鄉(xiāng)、做動員，還協(xié)助調(diào)查田畝、宣傳減租減息。憑著這股勁頭，他不久后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了韶山地區(qū)一名早期黨員。

可以設(shè)想一下，當年夜色沉下來，屋里點一盞煤油燈，毛主席伏在桌邊寫材料，鄒普勛坐在旁邊，把白天走鄉(xiāng)串戶打聽來的情況一條條說出來。兩人時而討論下一步怎么做，時而回憶私塾里的趣事。身份變了，一個是黨的代表，一個是地方骨干；但在稱呼上，“潤之”“亨二”并沒有變。

1927年前后，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籠罩湖南。毛主席奔走于湘贛之間，后又上了井岡山。像鄒普勛這樣背景明白、身份暴露的早期黨員，自然會受到牽連。有人被抓，有人被逼著交代，有人被排擠出原有的位置，只能退回到謀生的老路上。

鄒普勛重新拿起了石匠的工具。一邊干活，一邊留著一點“小心眼”——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提；能幫的悄悄幫，不能明著來的就退一步。革命的洪流向前走，他卻被生活拽在了原地，既沒能再走上前線，也沒徹底退出那一圈人。

從1927年到1949年，整整二十多年，毛主席沒有再見過這位發(fā)小。這個時間長度，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已經(jīng)足以讓很多記憶變得模糊。但在毛主席心里，對“皮蛋”的印象卻沒有淡，反而因為彼此境遇的巨大差異，顯得格外清晰。

北京解放后，毛主席收到韶山來信，多數(shù)人都想來北京見見“從前的潤之，現(xiàn)在的毛主席”。有人打算托關(guān)系，有人想要“沾點光”。而鄒普勛，正好相反——明明是被邀請的一方，卻反復權(quán)衡自己的身體、家境、身份，最后選擇留在韶山。這一點，很值得玩味。

三、病中赴京，再見童年“皮蛋”

時間來到1952年夏天。

經(jīng)過前兩年的政策照顧和鄉(xiāng)親幫襯，鄒普勛的生活有了起色，身體也略見好轉(zhuǎn)。他心里清楚，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封封信，以及地方落實政策的具體操作，這個家很難挺過來。

身體稍一好轉(zhuǎn)，他就拿起筆，寫信到北京報平安，也表達了想去看看老朋友的心愿。信件幾經(jīng)轉(zhuǎn)遞，終于到了毛主席案頭。那年8月，毛主席回信，表示歡迎他來北京敘舊。

1952年9月，鄒普勛與李漱清、張干、羅元鯤三人結(jié)伴北上，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這幾位，多是早年就參與農(nóng)運、經(jīng)歷過風浪的老同志，也都是毛主席少年、青年時期的老相識。

到了中南海，簡樸的接待安排中，有一項特別的內(nèi)容——合影。

拍照那天，幾位韶山老鄉(xiāng)站在毛主席身旁，多少顯得有些拘謹。毛主席看著他們，忽然笑著對在場的人說：“你們一定不知道，我這位童年伙伴有個綽號，叫‘皮蛋’。皮蛋外表上不太好看，吃起來味道很不錯。他就是這么個人，農(nóng)家孩子老實巴交，心里頭可好哩！”

一句“皮蛋”，把幾十年拉開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鄒普勛聽到這話，不由得低頭笑了一下，眼里卻明顯有些濕潤。旁邊人都笑了，笑里既有打趣，也帶著幾分敬重：畢竟，很少見到身居高位的人，在正式接見場合，用這樣質(zhì)樸甚至帶點“土氣”的稱呼，來介紹自己的童年伙伴。

北京之行還有很多安排。有人帶他們游故宮，看從前皇帝坐的地方；去天壇，看百姓平時進不了的園子；登長城，踩在那一段一段的青磚上，心里多半會有“人到此一生足矣”的感覺。但對于鄒普勛來說，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一次肺病復發(fā)。

長途跋涉，加上北方氣候干冷，他本就脆弱的肺部又出問題了，咳嗽加重，人發(fā)虛。消息傳到毛主席那里，他馬上安排人送去醫(yī)院檢查，并特別叮囑要仔細看、認真治。

住院期間，有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他說：“你這是給主席添麻煩?！编u普勛卻搖搖頭：“他做他的事，我看我的病，各有各的忙?！边@話雖然口氣淡，卻能看出他對毛主席的身份和工作，有清醒的認識，不愿把私人情分無限放大。

等病情有所好轉(zhuǎn)，他主動提出要回家。他知道自己身體狀況，不太可能久居異地，更不愿被人議論“在北京長住不走”。毛主席也知道他的脾氣，便在送行時，準備了幾樣東西：6瓶紅葡萄酒，1瓶鹿茸精，18公斤蘋果，還有200元錢。

那些年，城市物資仍然緊張，尤其是水果。蘋果在北方并不少見，但要一下拿出18公斤，用心程度不難看出。鹿茸精更是金貴補品，通常是別人敬送給領(lǐng)導的禮物。鄒普勛一看，就有些不好意思：“這種東西，你自己留著用才對?！?/p>

毛主席擺擺手，說出一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這種東西我從來都不用，你身體虛弱，需要它?！?/p>

這一來一去，雙方的位置似乎又回到了少年時代。一個人堅持把好東西讓出去，一個人略顯拘謹?shù)亟酉?，然后在回鄉(xiāng)的路上，一邊想一邊咳嗽，心里多少有些發(fā)酸。

臨走前，他拿出一本《社會發(fā)展簡史》，這是他受托幫青年人唐熙存在北京買的。他想著，若是請毛主席題個字，這本書的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了。毛主席看到書，笑道：“鼓勵青年努力學習，這是好事，但你自己也會寫字，為何要我寫呢？”一旁的李漱清在旁邊打趣：“普勛是想借你的筆，在書上留個墨寶?！?/strong>

房間里一下子輕松起來。毛主席最終還是題了：“鄒普勛贈給唐熙存，囑毛澤東書?！币恍凶?，說清楚了誰送書，也沒讓自己的名字喧賓奪主，分寸掌握得恰到好處。

鄒普勛回鄉(xiāng)后，毛主席仍舊放心不下，又寫信提醒他“病宜靜養(yǎng)，不宜勞作，望加注意”。這一句看似普通的叮嚀，落在一個終生靠體力和手藝吃飯的石匠身上，說來卻頗為不易。道理誰都懂，但工錢、生活、子女、柴米油鹽，這些現(xiàn)實問題，又一次次把人推回到石碑前。

1954年，毛主席即將迎來60歲生日的消息，在一定范圍內(nèi)傳播開來。全國許多地方都想“表一表心意”，而韶山老鄉(xiāng)中，也有人萌生了“上北京給三哥拜個壽”的打算。鄒普勛也寫過信，表達想去北京的意思，不過，他的說法更像是“再去見見老朋友”。

當年10月29日，毛主席回信同意鄒普勛等幾人來京，同時特意囑咐毛澤連可以來治眼疾，但又強調(diào)“除你們四人之外，別人都不要來，如果不得許可，自己來的，不便招待?！边@句話看上去冷淡，其實是出于對工作原則、生活節(jié)奏以及公私界限的綜合考量。

冬天，幾位韶山老鄉(xiāng)再度來到北京。毛主席見到鄒普勛，說了一段極有意思的話：“我一向不主張祝壽的，只要把工作搞好，祝壽是不會使人長壽的。亨二哥你還比我長一歲，讓你來為我祝壽，講不通。老朋友見了面，我們就來講過去吧?！?/p>

一番話，把“祝壽”這個略顯隆重甚至有些“官樣”的事情，巧妙地化成了“講過去”的老友相聚。那頓飯也只是普通便餐，并無鋪張。四人吃得自在，也吃得明白：他們能進中南海，是因為曾經(jīng)一起走過一段路，而不是因為別的什么。

1950年代前期，整個國家正忙于重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復經(jīng)濟，每一項都事關(guān)全局。而在這種宏大背景之下，一位國家領(lǐng)導人與他童年伙伴之間的書信往來、幾次相見，卻顯得格外清晰。這并不是因為這件事有多“傳奇”，恰恰是因為它足夠樸素、足夠正常，才更容易被后人記住。

四、回鄉(xiāng)再尋“皮蛋”，只剩兒子站在路邊

再把時間撥回1959年。

這一年，是新中國成立十周年，也是毛主席離開韶山整整32年之后第一次回鄉(xiāng)。中共中央在廬山開會期間，毛主席決定順路回老家看看。對于韶山人來說，這是極大的喜事；對于毛主席個人來說，這更像一趟遲到已久的還鄉(xiāng)之行。

按照安排，他在家鄉(xiāng)的時間很緊，要看老屋、看鄉(xiāng)親、聽地方匯報，還要考慮安全問題。即便如此，在走到下屋場一帶的時候，他還是停下腳步，提出想去鄒普勛家看看。

身邊的隨行人員并不都了解“皮蛋”的來龍去脈，只是依言去打聽。結(jié)果傳回來的消息，卻像一盆涼水澆下來：“亨二阿公不在了?！?/p>

那一刻在場的幾個人回憶，毛主席整個人明顯沉了一下，隨即說：“他才67歲啊，還可以多活幾年的嘛！”這一句，既是惋惜，也是無奈。肺病纏身多年，加上長期石匠生涯中粉塵侵入肺部，在那個醫(yī)療條件有限的年代，多活幾年，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院子邊上，站著兩名穿得樸素的中年人——鄒長衛(wèi)和鄒紅衛(wèi)，是鄒普勛的兩個兒子。他們得知主席要來，急忙趕到路邊迎候，又拘謹又激動，有些話堵在嗓子眼里，一時不知道如何開口。

毛主席看著他們，緩了一下情緒，對鄒長衛(wèi)說：“你長得有些像你的父親鄒普勛啊?！甭曇舨⒉桓撸t著眼眶的人不止一個。這個“像”字，不只是說五官、身形，更像是把過去的一整段時間都系在了一個人身上。

沉默了一小會兒，毛主席仿佛想起什么，開口問道：“還有沒有牌？好久不打牌了?！边@話聽上去輕松，背后卻連著一件舊事——當年在韶山時，他們一起玩紙牌，有輸有贏，有爭有鬧。

據(jù)在場人回憶，他接著又對身邊的人笑著說：“過去啊，我經(jīng)常和你父親一起打牌，他還偷我的銅角子哩！”所謂“偷”，多半是少年間打牌輸贏的小打小鬧，說不上什么嚴重事情?？蛇@么一句調(diào)侃，把少年時的頑皮、窮困、玩心，一并帶回到了眼前。

銅角子，是舊時常見的小面額銅幣。小孩子手里能攢幾個，也不容易。打牌時輸贏幾枚銅角子，會在意半天，也會記上好一陣。幾十年過去，當年的銅錢早已退出流通，連制錢本身都成了陳列品，但這份記憶卻沒有隨時間消失。

鄒長衛(wèi)、鄒紅衛(wèi)兩兄弟，在路邊斷斷續(xù)續(xù)地向毛主席講起父親生前的情況，從早年參加農(nóng)運、被牽連受挫，到后來靠刻石碑度日，再到肺病越來越重，最后拖著病體過完一生。他們說得不快，卻很認真。毛主席聽著，不時插一句問問細節(jié)，更多時候只是微微點頭。

當天晚上回到招待所，毛主席按安排設(shè)宴招待韶山的老革命。當擬名單時，他又提到了這個已經(jīng)離世的發(fā)?。骸昂喽绮辉诹?，把他的兩個兒子都請來吧。”這句話背后，既有惋惜，也有一種延續(xù)——既然人已不在，能見到后代，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續(xù)上這一段情分”。

在席間，他沒有長篇感慨，也沒有刻意把話題拉得太沉重，只是在合適的時候提起往昔，講起當年的農(nóng)運、鄉(xiāng)間的變化、老屋場的風雨。鄒普勛不在座，卻幾乎一直在話題的影子里。

如果把這段往事放在更大的時間軸上，會發(fā)現(xiàn)一個頗值得玩味的對照：從1890年代在私塾同窗，到1920年代在農(nóng)運中分工協(xié)作；從1949年前后通過書信互通消息，到1952年、1954年幾次在北京相見；再到1959年在韶山路邊與兒子相見，人卻已不在。

這段時間，國家經(jīng)歷的是改朝換代、戰(zhàn)火連綿、建國重建，波瀾壯闊。而鄒普勛這樣的人，經(jīng)歷的是從窮孩子到石匠，從農(nóng)運骨干到“被牽連者”，再到老病纏身、靠政策照顧渡過難關(guān)。兩個軌跡，一個愈走愈高，一個起伏跌宕，卻一直在某些節(jié)點上交匯。

毛主席對“皮蛋”的記掛，也并非孤立。他對老鄉(xiāng)、老友，并不是誰都能接、誰都能見，更不可能無限度地答應(yīng)各種要求。大多數(shù)來自韶山的“想去北京看主席”的來信，他都婉拒了，理由很簡單——公私要分開，時間有限，不能因私人關(guān)系而影響工作，也不能給地方添不必要的負擔。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鄒普勛單獨獲邀、病中被照料、離世后兒子受到特別照顧，就顯得尤其有意義。這既是因早年共同經(jīng)歷結(jié)下的情分，也是對一位普通革命參與者的認可和照拂。

毛主席一生接觸過無數(shù)人，有元帥將軍，有理論家，有工農(nóng)兵代表，也有許多后來無從查考的普通群眾。在這些人當中，能被他反復提起小名、記住少年時期“偷過銅角子”的趣事的，肯定不多。

從這個角度看，1959年那次回鄉(xiāng)路邊的停步，并不僅僅是對一位“發(fā)小”的追念，更是對那一代普通革命者命運的一種靜默注視。對鄒普勛來說，一生大起大落不多，卻飽含困難與病痛；對歷史來說，他只是許多普通名字中的一個。但從毛主席的那幾封信、幾次談話里，能清楚看出，他在這段歷史中并沒有被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