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1日，大別山深處的龔家灣，寒風還在呼嘯。

一支隊伍收拾好行裝，踩著積雪，踏上了奔赴前線的路。

這支隊伍的名號，叫新四軍游擊第六大隊。

望著戰(zhàn)士們遠去的背影，身為大隊政委的熊作芳，心里恐怕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不是滋味。

這隊伍雖然是拉起來了，但這身家性命實在單薄得讓人心疼——滿打滿算一百多號人，手里的家伙什只有六十條槍。

為了湊齊這點兒家底，他們足足熬了三個月。

要是不知道內情的人，準會覺得這挺正常：在敵后搞抗戰(zhàn)嘛，哪有容易的？

白手起家，苦點累點那是本分。

可你要是把日歷往前翻三頁，回到三個月前，就會發(fā)現(xiàn)這筆賬簡直虧到了姥姥家。

按道理講，這支隊伍此時此刻不該是這副寒酸樣，怎么著也得有幾千人馬，幾千條槍。

要知道，鄂東這片地界可是老蘇區(qū)，紅四方面軍就是從這兒起家的，老百姓對咱紅軍那是鐵了心的支持。

1938年10月，武漢一丟，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就像決了堤的洪水一樣往回撤，漫山遍野都是也沒人要的槍，到處都是沒了娘的散兵游勇。

那段日子，被大伙兒戲稱為“撿洋落的好日子”。

那是真的彎下腰就能撿到槍，招招手就能領回人。

可偏偏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坐在鄂東特委書記位子上的鄭位三，拍板定下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摸不著頭腦的規(guī)矩：

地上的槍，不許撿；路邊的兵，不許收。

這背后的彎彎繞，咱們得好好掰扯掰扯。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守。

這事兒對國民黨那是滅頂之災，可對于敵后游擊戰(zhàn)來說，卻是個千載難逢的好空檔。

那會兒的黃安縣袁家河，也就是鄂東特委蹲點的地方，亂成了一鍋粥。

國民黨的縣太爺、區(qū)長們早就腳底抹油溜了，縣政府的一幫人更是一口氣跑到了岡十二那邊。

沒了衙門，也就沒了王法。

幾十萬敗下來的兵，沿著平漢鐵路、長江邊和大別山腳下，像沒頭的蒼蠅一樣亂撞。

經(jīng)過袁家河的散兵，三五成群，不少人就把手里的家伙往草叢里一扔，只想討口飯吃，有的干脆就把槍賣了，換兩個燒餅錢。

那時候留守處手里都有誰呢？

有衛(wèi)金昌、閔惠周、潘華鵬、劉名榜，還有后來掛上少將軍銜的熊作芳。

再加上一個警衛(wèi)排，人雖說少了點，可個頂個都是見過血、受過訓的硬骨頭。

這賬算起來簡直太簡單了：

要是把這七八個骨干加上警衛(wèi)排撒出去，收攏散兵，發(fā)動老鄉(xiāng)，別說干久了，哪怕就干個十天半個月，拉起一支幾百人的隊伍，搞幾百條槍，那簡直是探囊取物。

甚至都不用你去搶。

有的散兵為了求個收留，主動把槍雙手奉上；有的戰(zhàn)士出去溜達一圈，肩膀上就能扛幾條好槍回來。

這時候，如果你坐在鄭位三那個位置上，你會咋辦？

咱們正常人的腦子肯定想：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啊。

手里有人有槍，腰桿子才硬，才能打鬼子，保家衛(wèi)國。

可鄭位三心里的算盤，打得跟別人不一樣。

當戰(zhàn)士們興高采烈地把撿來的槍背回來邀功時，等來的不是嘉獎，而是一頓訓斥。

當那些散兵苦苦哀求想要加入隊伍時，得到的答復卻是冷冰冰的關門謝客。

鄭位三給出的理由就一條：怕搞壞了跟國民黨的統(tǒng)戰(zhàn)關系。

在他眼里，這些槍姓“蔣”，這些人也姓“蔣”。

咱們要是收了，那就是“挖墻腳”，就會起摩擦，就會壞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盤大棋。

這話乍一聽挺有“大局觀”，可實際上卻是死腦筋到了極點。

搞統(tǒng)戰(zhàn)是為了啥？

是為了抗日。

連槍桿子都沒有，拿嘴皮子抗日嗎？

連兵都沒人收攏，眼看著他們變成土匪流寇禍害鄉(xiāng)里，這就對統(tǒng)戰(zhàn)有利了？

這就是決策者的腦子沒轉過彎來——把手段（統(tǒng)戰(zhàn)）當成了目的，反倒把真正的目的（抗日壯大）給扔到爪哇國去了。

地盤這東西，你不去占，別人就會去占。

這是一個再殘酷不過的死理兒。

就在鄭位三為了所謂的“維護統(tǒng)戰(zhàn)”而按兵不動的時候，另一些人可是把算盤珠子撥得震天響。

武漢丟了之后，鄂東這就成了沒主的空地。

日本人剛來，忙著在大城市和鐵路線扎釘子，手還沒伸到鄉(xiāng)下。

國民黨的正規(guī)軍跑了，可那些地頭蛇、老油條、土軍閥卻嗅到了發(fā)財?shù)难任丁?/p>

像原國民黨羅山縣長梅治朝，這人腦子就活泛得很。

沒幾天功夫，他就拉起了兩個大隊的人馬。

還有禮山縣的張楚杰、陳少棠、蔣少瑗，這些原本就是地方上的豪強，一看世道亂了，立馬豎起大旗，自封個“司令”、“隊長”當當。

他們擴充實力的法子簡單粗暴——收容潰兵，撿現(xiàn)成的武器。

這恰恰就是鄭位三嚴令禁止紅軍干部去干的事兒。

這幫人的隊伍像吹氣球一樣膨脹起來，然后打著“抗日”的幌子，干的卻是土匪的勾當。

嘴上喊著“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實際上就是變著法兒勒索老百姓。

他們借著國難發(fā)橫財，娶小老婆，買田置地，把個鄂東搞得烏煙瘴氣。

老百姓那個苦啊。

一邊是不想當亡國奴，一門心思相抗日；另一邊卻是被這些假抗日的偽軍、頑軍剝皮抽筋，日子根本沒法過。

大伙兒想斗爭，可沒人領頭啊。

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那些在大革命時期就威震鄂東的紅軍干部們，這時候卻被自己的領導死死按在駐地，眼睜睜看著這群跳梁小丑在眼皮子底下坐大。

這就是一步錯棋帶來的連鎖反應：你丟了陣地，敵人就占了陣地；你扔了群眾，群眾就成了別人案板上的肉。

更讓人窩火的是，鄭位三不光在發(fā)展上給自己畫地為牢，在生存問題上也選了個縮頭烏龜?shù)姆ㄗ印?/p>

武漢淪陷才十來天，有個風聲傳過來：國民黨黃安縣政府和七里坪區(qū)公所要來繳留守處的槍。

這會兒，你要是個有血性的指揮官，手里握著警衛(wèi)排和一幫久經(jīng)沙場的老紅軍，面對一群被日本人嚇破膽的國民黨殘兵敗將，完全可以干他一家伙，或者至少擺出一副“別惹我”的架勢。

可鄭位三的決定是：跑。

連夜轉移。

這幫人甚至都沒敢走大路，順著韓家老屋、陳家灣，繞道滸灣、連湯山，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六天，最后躲到了河南新縣西北邊一個叫白馬山的小山包上。

白馬山是個啥地方？

統(tǒng)共就兩座門樓、四戶人家。

偏僻是真偏僻，可也意味著消息不通，離老百姓太遠。

窩在這個只有四戶人家的小山溝里，鄭位三的“戰(zhàn)略”還是那兩個字：干等。

警衛(wèi)排每天的任務，不是下山去發(fā)動群眾，也不是去偵察鬼子在哪，而是派人去打聽國民黨鄉(xiāng)公所的動靜，看看人家有沒有屁股后面追過來。

熊作芳后來回憶起這段日子，說了一句特別扎心的話：“擺著一副挨打的架勢?！?/p>

這時候，有個細節(jié)特別能說明問題。

豫東南中心縣委書記賀建華來了一趟白馬山。

賀建華是個實干派，在那邊搞得風生水起，紅紅火火。

等人一走，鄭位三對熊作芳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走了還得回來的。

他在那里搞得太紅，站不住腳?！?/p>

聽聽這話。

“搞得太紅，站不住腳”。

在鄭位三的骨子里，抗日搞得太積極、動靜太大，反倒成了危險，成了錯誤。

他覺得只有低調、躲著、順著，才能在國民黨的夾縫里求個安穩(wěn)。

這種心態(tài)，直接導致了大好的“黃金時代”像水一樣從指縫里流走了。

當然，在這段死氣沉沉的日子里，也不是一點亮色都沒有。

有些機會那是別人硬塞到手里的。

早在袁家河的時候，有個叫任士舜的黃陂梅店人，以前在張學良部下干過，是個黨員，主動找上門，把他拉起來的“梅店自衛(wèi)隊”交給了特委。

這是送上門的一支武裝。

到了白馬山后，董必武同志又托人捎信，讓鄭位三派人去找國民黨黃陂縣長潘正道。

潘正道這人也有意思。

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雖然后來脫黨了，但在抗戰(zhàn)這種大是大非面前，他又想起了找組織。

這一回鄭位三倒是沒攔著，派熊作芳和羅厚福帶人去了一趟。

這一趟跑得太值了。

潘正道不光見了他們，還把董老留下的七八千塊錢經(jīng)費交給了熊作芳。

在那年頭，七八千塊那是筆巨款。

更有意思的是，熊作芳他們這一去，動靜鬧大了，把鄂中的偽軍頭子金龍章給驚動了。

大漢奸一看共產(chǎn)黨來人了，嚇得趕緊派兵包圍黃陂縣政府，把潘正道給趕跑了。

這說明啥？

說明敵人是怕咱們的。

只要咱們敢動彈，局勢就能打開。

12月17日，任士舜帶著梅店自衛(wèi)隊二十七八個弟兄，連夜轉移到了白馬山。

緊接著，賀建華也帶著十幾個學生和農民趕來了。

雖說鄭位三一直在踩剎車，但這基層的抗日火種實在是太旺了，根本壓不住。

大伙兒都在往白馬山聚，都在等著黨組織的一聲令下。

僵局終于在1938年12月底被打破了。

破局的人叫郭述申，是鄂豫皖區(qū)黨委書記。

他從延安經(jīng)竹溝去皖西，順道經(jīng)過白馬山。

郭述申帶了一個排的護送部隊，還有一部電臺——這不光是裝備，更代表著中央的聲音。

郭述申上午剛落地，下午就召集開會。

會上，他把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傳達了下來。

這次會議的核心意思之一，就是痛批抗戰(zhàn)中的右傾投降主義，強調要獨立自主地發(fā)展抗日武裝。

這簡直就是直接打在了鄭位三的“七寸”上。

會議整整開了一天半。

根據(jù)中央的指示，大伙兒拍板定了三件事：

第一，成立新四軍游擊第六大隊，不再窩在山溝里，而是要殺到信羅邊平漢路兩側去打游擊。

第二，成立羅禮陂孝中心縣委，賀建華當書記。

第三，把鄂東特委和四支隊留守處給撤了。

這實際上就是把之前的消極路線給徹底否了。

于是，大伙兒把家底湊了湊：

留守處的警衛(wèi)排、郭述申帶來的護送排、任士舜帶來的梅店自衛(wèi)隊，再加上賀建華帶來的人。

一共一百多人，六十條槍。

這就是新四軍游擊第六大隊全部的家當。

大隊長羅厚福，政委熊作芳。

1939年1月中旬，在龔家灣的一間大屋子里，第六大隊正式掛牌成立。

雖然人少槍少，雖然錯過了最好的發(fā)展時機，但這已經(jīng)是不幸中的萬幸——要是不搞這次調整，這僅有的一點火種，怕是也要在白馬山的寒風里滅了。

會議結束兩天后，鄭位三離開了白馬山，去了安徽。

2月11日，第六大隊整裝待發(fā)，走出了大山，走向了抗日前線。

回過頭來再看這段歷史，總讓人忍不住拍大腿嘆氣。

從1938年9月中央給指示，到1939年1月大隊成立，中間這四個月，恰恰是武漢淪陷后秩序重組的關鍵期。

如果當初在袁家河，敢于放手發(fā)動群眾，敢于收留那幾百個散兵，敢于撿起地上的槍，那么走下白馬山的，可能就不是一個大隊，而是一個師，甚至是一個軍。

歷史沒法假設，但歷史有教訓。

鄭位三的錯誤，不在于他不忠誠，而在于他在大變局面前，還在死守著舊皇歷。

他把“統(tǒng)戰(zhàn)”看得比“生存”還重，把“不摩擦”看得比“發(fā)展”還重。

他心里的那本賬，算得太死，也太小氣。

而在戰(zhàn)爭年代，這種小心翼翼的“穩(wěn)”，往往就是最大的“險”。

好在，黨組織有著強大的糾錯本事。

郭述申的到來，雖說晚了點，但終究是把這列差點停擺的火車，重新推上了正軌。

那六十條槍，雖然少，但每一條槍口，終究是抬起來了，對準了真正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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