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京城。

九大剛散場，那份新鮮出爐的中央委員名單就貼了出來。

這份名單挺有講究。

明眼人打眼一瞧，就能看出這次路子變了，講究個老中青搭配。

但這只是面上的，對穿軍裝的人來說，其實私底下還有套更硬的杠杠。

那年頭的規(guī)矩，咱們可以拆解成三條：頭一條，各大機關(guān)、軍區(qū)的一把手，那是鐵定得進名單的；第二條，副手和軍校頭頭，看情況給位子；第三條，有特殊本事的，也在圈定范圍內(nèi)。

這頭一條可是死命令，你要是坐鎮(zhèn)一方的司令員，這就該是你的囊中物，沒啥好商量的。

可大伙兒拿著放大鏡一對照，愣是發(fā)現(xiàn)了個大窟窿。

有個大佬，明明是一方諸侯的級別，牌面夠硬，完全卡在“第一條”的框框里，可這名單上別說正牌委員，連個候補的邊兒都沒沾上。

這位就是陳伯鈞，當時正掌管著高等軍事學(xué)院。

這就讓人摸不著頭腦了。

雖說是個學(xué)院，可級別在那兒擺著，正大軍區(qū)級。

作為一把手，陳伯鈞那就是正大區(qū)職。

按理說，各大區(qū)主官都進圈子了，就算他擠不進核心圈，憑那份老資格，給個候補名額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兒。

結(jié)果呢？

榜上查無此人。

難道是資歷太淺壓不住陣腳？

把他履歷攤開一看，你也得豎大拇指，“資歷”這倆字在他跟前都得往后稍稍。

紅軍那會兒他就是軍長、師長級別；1936年，紅四方面軍紅4軍參謀長，后來轉(zhuǎn)任紅6軍團軍團長。

那是軍團長，不是團長，一字之差差之千里。

抗戰(zhàn)的時候，他是120師底下的旅長，還管過抗大分校。

到了解放戰(zhàn)爭，那是東北軍政大學(xué)教育長、兵團副司令兼軍長。

這履歷，擱哪兒都是響當當?shù)纳筋^。

1955年授銜，肩膀上扛著三顆金星，妥妥的上將。

既然硬件軟件都挑不出毛病，也符合選舉的路數(shù)，咋就莫名其妙“掉隊”了呢？

當年不少人瞎琢磨，說是1958年在南京軍事學(xué)院當副手時，因為“反教條主義”他吃了掛落，是不是政治上沒翻過身，被打入冷宮了？

這說法乍一聽挺像那么回事，畢竟那個年頭政治掛帥。

可要是你把當時決策層的算盤珠子撥弄一遍，就會發(fā)現(xiàn)，沒選他，還真不完全是因為政治，真正的根子，埋在一本厚厚的病歷里。

咱們把日歷翻回1962年。

那會兒陳伯鈞剛正式接手高等軍事學(xué)院。

按級別，他已經(jīng)穩(wěn)穩(wěn)坐在了大區(qū)正職的椅子上。

要是那時候開九大，他閉著眼都能進名單。

可偏偏就在那年開頭，身子骨徹底垮了。

大半輩子的硝煙戰(zhàn)火，加上搞軍事教育累死累活，直接把他底子掏空。

剛當上院長沒幾天，就不得不跑去上海養(yǎng)著。

名義上是一把手，實際上是一邊喝藥，一邊還得操心學(xué)院那一攤子事。

這種半休養(yǎng)半工作的日子熬了兩年，到了1964年，他是真的撐不住了。

那一年病情加重，京城最好的301、協(xié)和，頂尖的大夫都請來了，最后定下來的方案只能是動刀子。

但這罪遭得太大了，誰也沒料到會兇險成那樣。

短短不到半個月，連著動了三次內(nèi)臟大手術(shù)。

注意這個數(shù)：13天，3次。

這哪是治病，簡直是在鬼門關(guān)前反復(fù)橫跳。

對于一個走過長征的老革命來說，這一遭下來，元氣算是傷透了，身體差到了極點。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路就兩條：要么占著茅坑硬撐，要么退位讓賢保命。

陳伯鈞腦子清醒。

1965年，眼瞅著刀口老長不好，人虛得不行，他干脆打報告想撂挑子：身體不爭氣，不如把我免了，既不耽誤公家事，我也能踏實養(yǎng)病，省得天天惦記學(xué)院那些瑣碎。

這賬算得挺明白。

可組織上那是另一番考量。

軍委批了他“脫離學(xué)院養(yǎng)病”的假，同意他去外地，但那個“院長”的帽子還給他留著。

這本是一番好意，也是一種挽留。

潛臺詞是：你只管養(yǎng)病，位子給你留著，啥時候好了啥時候回來接著干。

于是就弄成了個挺尷尬的局面：名頭上，他是高等軍事學(xué)院的一把手，大區(qū)正職；實際上，打1965年起，他就不在位了。

轉(zhuǎn)眼到了1966年。

風暴一來，陳伯鈞正因為別的病在外地躺著呢。

可他那個“院長”頭銜反倒成了靶子。

造反派才不管你是不是病號，直接沖過去把他架回學(xué)院批斗。

一個連走路都費勁、舊傷還沒利索的重病號，被卷進那種高強度的漩渦里，那滋味可想而知。

等到了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始籌備九大名單時，上面對著他的名字其實挺犯難。

按硬杠杠，他是院長，該給。

按實際情況，他都離崗養(yǎng)病三年多了，還是個重病號。

再加上1969年那會兒，邊境上火藥味正濃，備戰(zhàn)那是頭等大事。

選出來的委員，那是得能帶兵打仗、能熬夜干活、關(guān)鍵時刻能鎮(zhèn)得住場子的。

一個生活都快不能自理、天天臥床的老將，顯然扛不動這副擔子。

1969年，為了防著可能打起來，陳伯鈞被疏散到了廣東從化。

跟他一塊兒的，還有董必武、李富春、張鼎丞這幾位。

你要注意這幾個名字。

這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但當時的處境叫“疏散”，說白了就是保護性安置。

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九大名單最后定下來。

陳伯鈞落榜，背后的邏輯其實特清晰，就是兩個因素湊一塊兒了：

頭一個是“實用”。

九大要的是“戰(zhàn)斗力”。

雖說講三結(jié)合，但那個“老”，指的是還能干得動的老干部。

陳伯鈞雖然掛著院長的名，其實早就處于退休養(yǎng)病狀態(tài)。

既然干不了活，那個需要連軸轉(zhuǎn)的委員位置，自然就沒法給他留。

再一個是“避嫌”。

雖說在廣東是被“保護”起來的，但在那特殊年頭，他畢竟剛受過沖擊，屬于“處境微妙”的那一撥。

這時候把他推到臺前，容易惹閑話。

所以，這事兒不是否定他的資歷，也不是懷疑他的本事，純粹是那特殊歷史斷面下，不得不向身體狀況和政治環(huán)境低頭。

回過頭看，陳伯鈞的落選，看著是打破了“大區(qū)正職必入選”的慣例，其實恰恰說明了個殘酷的道理——在那趟呼嘯而過的時代列車上，從來就沒有給病號預(yù)留的臥鋪，不管你以前立過多大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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