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河北的刑場上跪著一個人，名叫王福祥。

槍聲一響，這個用了四年的假名字徹底成了過去式。

人們這才把這個名字和另一個早已“失蹤”的人對上號——柴恩波，曾經(jīng)風(fēng)光無限的冀中軍區(qū)獨立第二支隊司令。

其實在他倒下之前，清算的槍聲早就響過了。

早在1950年，有個把自己臉燙得滿是疤痕、自稱“趙質(zhì)侖”的工人也被處決了。

這人真名叫趙玉昆，曾坐著冀中獨立第三支隊司令的交椅。

把日歷翻回到1938年。

那會兒冀中軍區(qū)剛掛牌，正是八路軍在華北平原大擴軍的熱鬧時候。

呂正操將軍手底下，一口氣豎起了七面大旗，七個獨立支隊，七個司令，每個人身后都是幾千條槍，那是何等的威風(fēng)。

可十幾年后再去翻那本花名冊，結(jié)局卻慘得讓人唏噓：

三個當(dāng)了叛徒，一個成了墻頭草，兩個戰(zhàn)死沙場。

最后能跟著紅旗走到新中國成立的，七個人里，只有一棵獨苗。

這不光是幾個人的命數(shù)，這是那個草莽年代，一個組織在野蠻生長時不得不付出的“過濾費”。

一、帶資進組的“老板心態(tài)”

1938年的冀中，拉隊伍容易，識人心難。

在二支隊司令柴恩波眼里，這哪是參軍，分明就是一場“商業(yè)合并”。

這老兄是舊軍閥堆里爬出來的，混過北洋的飯碗，當(dāng)過縣里的保安頭子。

鬼子來了，縣長跑了，他沒跑。

倒不是為了抗日，是琢磨著趁亂占地盤當(dāng)個土霸王。

沒成想，被大漢奸李作賓搶了先，柴恩波心里那叫一個憋屈。

他心里的小算盤打得啪啪響：自己單干弄不過漢奸，得找個硬靠山。

于是，他把偽縣長李作賓和日本顧問鈴木三郎綁了，當(dāng)成見面禮送到了呂正操面前。

呂正操也是痛快人，當(dāng)場就給了番號。

柴恩波確實有點手段，隊伍像吹氣球一樣膨脹到4000多人。

在那個節(jié)骨眼上，這可是實打?qū)嵉囊粋€加強團。

可惜，好日子沒過幾天。

八路軍的規(guī)矩是“黨指揮槍”，政工干部很快下到了部隊。

這一下，柴恩波炸毛了——這隊伍是老子的私房錢，你呂正操不過是給我發(fā)了個“經(jīng)營許可證”，憑什么派人來查我的賬，管我的人？

這種“軍閥做派”碰上“鐵的紀律”，那是水火不容。

那頭兒中統(tǒng)特務(wù)和國民黨戰(zhàn)區(qū)司令鹿鐘麟拋來了媚眼，承諾給高官，還保證“不插手內(nèi)部事務(wù)”。

柴恩波二話不說，宰了政工干部，拉著隊伍就反了水。

同樣的戲碼，在第六支隊司令江東升身上也演了一遍。

江東升是東北軍的老底子，手握8000重兵。

這本該是一支抗日的鐵拳，可一聽說上面要派唐保蘅來當(dāng)政委，江東升的第一反應(yīng)就是：壞了，這是來奪權(quán)的。

他想都沒想就要帶隊單干。

可惜這回他點背，剛想動窩，就被三支隊副司令常德善堵住了。

常德善是個狠人，沒廢話，當(dāng)場就送他上了路。

這兩個人，壓根就沒把自己當(dāng)革命軍人，充其量就是亂世里的投機股東。

一旦組織要就要兌現(xiàn)紀律條款，他們立馬撤資，翻臉不認人。

二、算不清的“吃苦賬”

要是說柴恩波圖的是“權(quán)”，那三支隊司令趙玉昆圖的就是個“命”。

趙玉昆是土匪起家，拉的大旗叫“華北抗日第七路軍”。

名頭聽著挺唬人，說白了就是一幫占山為王的草寇。

被收編后，讓趙玉昆最難受的不是打仗，是受約束。

1940年，日軍在華北搞起了慘絕人寰的大掃蕩。

那是冀中根據(jù)地最難熬的日子，肚子填不飽，還得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趙玉昆心里的那桿秤歪了。

這頭是跟著八路軍啃樹皮、隨時準備挨槍子，還得守那一堆條條框框；那頭是日本人遞過來的熱乎飯，有酒有肉，還能接著當(dāng)他的山大王。

他毫不猶豫選了后者。

為了交投名狀，這人做事比鬼子還絕。

那個讓無數(shù)國人落淚的“狼牙山五壯士”，之所以被逼上絕路，就是因為趙玉昆這個“活地圖”給鬼子帶的路。

他對地形太熟了，對八路軍的套路也摸得太透了。

這種人，信仰、底線對他來說都是扯淡，他的人生信條就一條：“活著，還得舒舒服服地活著”。

三、來回下注的“機靈鬼”

在這一撥司令里，朱占奎是個另類。

聶榮臻元帥回憶錄里專門提了一筆，說這人“嘴皮子利索得很”。

朱占奎是一支隊的頭兒，抗戰(zhàn)剛開始那會兒跳得挺高。

但他這一輩子，活得就像心電圖，忽上忽下。

1941年，他讓鬼子給抓了。

過了大半年，這人竟然全須全尾地跑回來了。

按他自己的說法，那是跳火車逃生，還大鬧了鬼子的公堂，識破了美人的圈套。

那經(jīng)歷，精彩得跟評書似的。

聶榮臻當(dāng)時就犯嘀咕：鬼子什么時候變得這么好糊弄了？

可組織上講究證據(jù)，本著“治病救人”的心思，沒難為他，把他送回延安學(xué)習(xí)。

換個心志堅定的人，這會兒該慶幸才對。

可朱占奎不這么想，他覺得組織這是在審賊，是不信他。

1945年，他剛被放回前線當(dāng)副旅長，轉(zhuǎn)頭就被國民黨特務(wù)勾搭上了。

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十一戰(zhàn)區(qū)的少將專員。

他在日軍、八路軍、國民黨三個雞蛋上跳舞。

最滑稽的是天津戰(zhàn)役那會兒，眼瞅著國民黨大勢已去，他又帶著隊伍反水了，搖身一變又成了把槍口對準老東家的解放軍支隊長。

這人的“聰明”勁兒全用在了算計上，永遠想站在贏面大的一邊。

可他算漏了一點：革命不是買馬票，不是看誰賠率低就買誰，而是因為信，所以才能贏。

1951年，老賬新賬一起算，他因為歷史反革命罪被判了無期，直到1975年才出來。

算計了一輩子，最后把自己算進了大牢。

四、大火煉出的“真金”

狂風(fēng)吹盡黃沙，剩下的才是金子。

五支隊司令魏大光，走的時候才28歲。

葉劍英參謀長親自寫文章悼念，夸他“為國家盡了大忠”。

七支隊司令馬本齋，那是回民支隊的魂。

他也是舊軍閥出身，但他跟柴恩波不是一路人。

當(dāng)國民黨讓他把槍口對準自己人時，他寧可官都不當(dāng)了也要回鄉(xiāng)，絕不打內(nèi)戰(zhàn)。

他就認一個死理：槍是用來的打鬼子的。

他沒能等到勝利那天，1944年病死在了任上。

但他帶出來的回民支隊，成了百戰(zhàn)百勝的鐵軍。

七個人里，唯一一個跑完全程撞線的，是四支隊司令高士一。

按出身論，他其實是最該“動搖”的那個。

他是河北任丘的大戶，人送外號“高四爺”，家里良田千頃。

他親哥極力反對他干革命，甚至還扣過共產(chǎn)黨的聯(lián)絡(luò)員。

按柴恩波的邏輯，高士一最有理由把隊伍當(dāng)私產(chǎn)；按趙玉昆的邏輯，這富家翁是最吃不了苦的。

可偏偏是他，成了最硬的那塊骨頭。

他不光散盡家財，帶著隊伍南征北戰(zhàn)，解放后還在政府里當(dāng)了大官，善始善終。

五、結(jié)語

回過頭再看冀中軍區(qū)這七位司令，其實就是當(dāng)年八路軍擴軍的一個縮影。

在那個民族快要亡國滅種的關(guān)口，大門是敞開的。

不管你是軍閥、土匪、保安團還是地主少爺，只要肯打鬼子，都歡迎。

所以，隊伍拉起來了，人也雜了。

但“進門”容易，“留下”難。

殘酷的戰(zhàn)場和嚴明的紀律，就像兩層細密的篩子。

篩掉了想升官發(fā)財?shù)牟穸鞑ǎY掉了貪生怕死的趙玉昆，篩掉了投機取巧的朱占奎。

最后留在篩子上面的，哪怕只有七分之一，那也是撐起新中國大廈的鋼鐵脊梁。

革命，從來不是請客吃飯，而是一場漫長又殘酷的優(yōu)勝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