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林匹克運動的歷史長河中，2026年冬奧會注定將寫下特殊的一筆。這將是史上首次由兩座城市聯(lián)合承辦的冬奧盛會：一座是坐落于壯麗多洛米蒂山脈的滑雪名城科爾蒂納丹佩佐，另一座則是距離其410公里之遙的意大利工業(yè)與時尚之都米蘭。

對于科爾蒂納而言，這是時隔70年后的故地重游——它曾在1956年見證過五環(huán)旗的升起；而對于米蘭，這則是其首次登上冬奧會的舞臺。面對這一歷史性的雙城敘事，人們不禁好奇：在層層篩選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博弈中，主辦城市究竟是如何脫穎而出的？

回溯2026年冬奧會的申辦歷程，最初的競爭名單星光熠熠，包括瑞典斯德哥爾摩-奧勒、加拿大卡爾加里、奧地利格拉茨、土耳其埃爾祖魯姆、日本札幌和瑞士錫永。2019年6月，在洛桑舉行的第134屆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上，米蘭-科爾蒂納以47票對34票的優(yōu)勢擊敗斯德哥爾摩-奧勒，正式獲得主辦權。

這一選舉結果的背后，折射出國際奧委會選拔機制的深刻變革。作為“2020議程”改革方案的核心組成部分，國際奧委會已徹底告別了過往那種傳統(tǒng)的、基于城市競標的舊體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定向邀請”為特征的新路徑。

這場變革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奧運主辦權的誕生已從公開的“拳擊臺”轉變?yōu)樗矫艿摹皶h室”。

第一步是國際奧委會、國家奧委會與意向城市之間的非正式交流。這種非正式性賦予了雙方巨大的緩沖空間，只有當初步溝通達成共識，且各方表現(xiàn)出持久的興趣時，流程才會實質性推進。

進入此階段后，所謂的“意向方”開始在國際奧委會的定制化支持下，完善其奧運項目愿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話不再受限于特定的屆數(shù)或年份，其核心訴求也轉向了如何最大限度地造福當?shù)厣鐓^(qū)。

在這一階段，尚未涉及任何法律或財務擔保，亦無需提交書面承諾。國際奧委會會同步啟動可行性研究，并委派專家進行獨立的人權評估，以確保奧運會的舉辦不以犧牲基本人道原則為代價。

一旦評估報告呈陽性，流程將轉入與“首選東道國”的有針對性對話。此時，國際體育聯(lián)合會將深度介入，獨立機構也會受托撰寫評估報告，對場地成本、民意支持度及潛在的環(huán)境沖擊進行“體檢”。

最終，國際奧委會執(zhí)委會將提名一個或多個候選主辦城市供選舉。即使在這一階段，候選者仍擁有退出并返回對話階段的選擇權。執(zhí)委會將在陳述結束后舉行秘密電子投票，勝選者將立即簽署主辦合同。

這種選拔機制的巨變，其動力源頭可追溯至20世紀90年代末震驚世界的鹽湖城丑聞。

1998年11月，一場聲譽危機席卷國際奧委會。起因看似微小：一名國際奧委會成員的女兒獲得了美國一所大學的獎學金，而其出資方正是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組委會。但這僅僅是冰山一角，隨后展開的調查揭開了申辦過程中受賄、串謀與欺詐的腐敗黑幕。

盡管美國司法部最終因證據(jù)不足及缺乏明確犯罪意圖而判處相關被告無罪，但國際奧委會官員的行為已引起美國國會的嚴厲審視。這場丑聞徹底暴露了舊有競標制度在監(jiān)督層面的重大缺陷。

諷刺的是，在多年后的今天，鹽湖城憑借其成熟的治理模式再次贏得了2034年冬奧會的主辦權。在89張有效選票中，它獲得了83張支持票。

經歷過聲譽危機的洗禮，國際奧委會深刻領悟到了良好治理與制度透明的重要性。相比舊體制，現(xiàn)行的申辦流程顯著簡化。它不僅是一項旨在止損的建設性舉措，更是一種價值錨點的重塑：將可持續(xù)性、成本控制（主要涉及公共資金安全）、人權保障以及對地方經濟的提振作用置于評價體系的最高優(yōu)先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