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以百姓之痛苦為痛苦，以百姓之福利為福利?！笔Y介石這句寫在1924年黃埔軍校訓詞里的話，時隔二十年后陰差陽錯下卻成為了對自己最大的嘲諷。 1942年河南大饑荒餓殍遍野時，他在重慶官邸對災情報告置若罔聞。

你要說蔣公沒錢的話，多年前為了收買粵軍將領(lǐng)余漢謀倒戈，卻能毫不猶豫撥出200萬大洋。雖然說 1942 年正處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但是對于重慶的老蔣來說，高層的日常支出足夠?qū)膮^(qū)情況進行緩解。但是此時的河南對于老蔣來說明顯沒有什么切身的利益，于是中原腹地不僅遭受日寇侵略，還要被自己人傷害。

荒唐東南

再說回來余漢謀吧。

1936年所謂的南天王陳濟棠揭竿而起反蔣，此時手握粵軍實權(quán)的余漢謀成了蔣介石想要重點突破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

銀彈攻勢對于老蔣來說明顯已經(jīng)是駕輕就熟，于是蔣介石一邊用高位進行引誘，同時頗為大手筆砸下200萬大洋的重金。在這樣貨真價實地真金白銀和官帽子的誘惑下，余漢謀也是最終做出了抉擇，他當即決定投蔣，這也導致一開始轟轟烈烈的兩廣事件草草收場。

對于余漢謀來說，跟著陳濟棠自己充其量也就是在廣東做一個二把手，而且就當時的形勢下，陳濟棠的反蔣基本上是不會成功的。

但是自己要是跟了蔣介石，那么自己這一關(guān)鍵時期的投名狀足夠有分量，蔣公也必然不會虧待自己，自己到時候就會成為新的南天王，怎么看這都是一筆不虧的買賣。

厚此薄彼

蔣介石的心中自有一筆賬，對于他來說，錢就是應該花在刀刃上，拉攏余漢謀這樣的地方實力派軍閥就是有用的，其他地方自然就是可有可無，能省就省。

和老蔣這般揮金如土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他在 1942 年對于河南大災中表現(xiàn)出來的冷血和絕情。

這一次的河南大災，說是天災，其實更多是人禍造成的。河南一直就是靠天吃飯的典型代表，尤其又是在生產(chǎn)手段比較落后的時候，基本上老天安排，百姓無奈。

持續(xù)的大旱讓河南地區(qū)收成下降，這也導致了持續(xù)的糧荒，更為雪上加霜的是此時河南地區(qū)還在遭受日軍的侵略和重慶政府的壓迫，國軍瘋狂壓榨地方財富，整個中原地區(qū)可以說是民不聊生。

大災之年，重慶撥付的有限的賑災款被各級官員層層克扣，然而軍糧征收反而變本加厲，甚至有官員虛報災情騙取撥款中飽私囊。

外國記者白修德在災區(qū)親眼見到餓殍堵塞道路、災民易子而食的慘狀。然而這血淋淋的真相卻被蔣介石仍以“夸大其詞”為由拖延救援，最終導致300萬河南百姓死于饑饉。

同樣是動用財政資源，200萬大洋能為籠絡盟友瞬間調(diào)撥，數(shù)千萬災民的救命錢卻遲遲不到位，難道災民的性命，竟比不上一個地方將領(lǐng)的投誠？

一聲嘆息

余漢謀在投靠蔣介石后主政廣東多年，憑借蔣的支持也穩(wěn)固了地位，但卻也在安逸中消磨了斗志。

1938年廣州淪陷時，手握重兵的余漢謀未做有效抵抗便率部撤退，致使華南重鎮(zhèn)落入敵手，輿論嘩然。

面對朝野指責，蔣介石雖未將其革職，卻也逐漸疏遠。此時的余漢謀已失去利用價值，既無法再為蔣介石牽制地方勢力，又因戰(zhàn)敗暴露了無能，昔日的“功臣”淪為“庸將”，境遇一落千丈。

對比同樣曾為蔣介石效力的胡宗南，因始終鎮(zhèn)守西北戰(zhàn)略要地而備受倚重，余漢謀的失勢再次印證了在蔣介石的棋盤上，沒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一旦棋子失去作用，被棄置便是必然。

蔣介石一生篤信槍桿子與金錢的力量，卻始終不懂，民心從來不是可以收買的商品，也不是可以隨意拋棄的累贅。余漢謀式的投機者能換來一時的權(quán)力穩(wěn)固，卻換不來長久的執(zhí)政根基；對災民的冷漠能省下一筆賑災開支，卻會失去支撐政權(quán)的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