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1996）

1987年年末，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裔美國詩人布羅茨基用俄語發(fā)表演講——后以“別開生面”（Uncommon Visage）為題刊載于次年年初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志。在演講中，布羅茨基首先向兩位英語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和溫斯坦·奧登，以及三位俄語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和阿赫瑪托娃致敬，因為，“若沒有他們，我作為一個人、作為一位作家都無足輕重，至少我今天不會站在這里”。隨后，布羅茨基將話題轉向語言和文學的功能：“相較于任何一種社會組織或國家形式”，它們無疑“是一種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東西”。在他看來，文學，尤其是詩歌，在暴政重壓之下，即便不能成為自我保全的一道屏障，至少也應當成為抵抗奴役的自我防衛(wèi)手段——“文學有權干涉國家事務（affairs of the state），直到國家停止干涉文學事務（affairs of literature）”。最后，布羅茨基以親身經歷為例，重新定義當代詩人：倘若一個人對語言（母語）的依賴程度如同“對麻醉劑或烈酒的依賴一樣”，那這樣的一個人，“我認為，就可以稱之為詩人”。

布羅茨基的演講意味深長，但他本人語調平穩(wěn)，神色鎮(zhèn)定自若——據陪同他前往現場的好友列夫·洛謝夫（Lev Loseff）描述，“甚至還帶有一絲淡淡的憂傷”。一同出席慶典的另一位好友詩人托馬斯·溫茨洛瓦（Tomas Venclova）也注意到，“步出斯德哥爾摩市政廳，布羅茨基腋下夾著一本書，目不轉睛地遠眺波羅的海彼岸——那是他的故鄉(xiāng)圣彼得堡的方向”。很顯然，地理環(huán)境和氣候條件與俄國極為相似的瑞典勾起了詩人布羅茨基的鄉(xiāng)愁。斯德哥爾摩的石橋，花崗巖鋪就的河岸，以及城市廣場聳立的雕像，都與圣彼得堡如出一轍。布羅茨基的一位瑞典友人日后回憶說，相比于氣派的大酒店，詩人“更喜歡寄居在狹小的旅館——但是，從旅館一定要能看到波羅的海的景致”。事實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間，詩人幾乎每年夏天都要去一趟瑞典，品嘗那里的“苦酒”——其酒味酷似俄國的伏特加。正如布羅茨基晚年在詩中坦承的那樣，他思鄉(xiāng)的雙眼更喜歡“逗留在瑞典的某個角落”，只有在這里，他才能夠呼吸到他習以為常的波羅的海的氣息，并以此紓解他無以排遣的思鄉(xiāng)之情。

布羅茨基刻意選擇“狹小的旅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里逼仄的空間和狹隘的視野會讓他再次體驗“居家”的感覺。他的家位于圣彼得堡（即列寧格勒）鑄造廠大街，原本是一幢雄偉的六層樓建筑，始建于1870年代，后被拆分為單居室和套間交錯的集體宿舍——布羅茨基一家“擁有”其中一個半房間。該建筑在俄羅斯文學史上大名鼎鼎：阿赫瑪托娃回憶在她童年時候，父母曾攜她乘坐馬車來觀賞這一“城市景觀”；她的丈夫古米廖夫曾和另一位詩人勃洛克一同在此舉辦“文學講習所”（后更名“詩人之家”）；而布羅茨基家所在的一間半“套房”，恰好是文學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和詩人吉皮烏斯夫婦的舊居——夫婦二人自1920年流亡巴黎直至客死他鄉(xiāng)，終生未得返國，似乎冥冥之中也昭示了布羅茨基本人日后的命運。

布羅茨基后來在散文《一個半房間》中還原了1960年代典型的蘇聯城市居民家庭生活：一個半房間是母親單位分房，父親原為海軍軍官，在軍隊清洗猶太人運動中被打回原籍，成為自由職業(yè)者，他業(yè)余喜好攝影，通過給當地報紙投稿賺取微薄稿酬——全家主要經濟來源是擔任文員的母親的工資收入。后來布羅茨基以“社會寄生蟲”（social parasitism）罪名受審，這也成為他的呈堂證供罪狀之一：好逸惡勞，不肯為社會建設添磚加瓦，卻依賴父母供養(yǎng)（“不勞而獲”）。在家中，嗜好讀書的布羅茨基不斷擴張他的私人領地，結果他的書房占據了家中一半以上面積，父親只能退守到陽臺撰寫他的文章——他的投稿往往以“波羅的海上空烏云密布，霧靄沉沉”或“涅瓦河畔，矗立著一尊宏偉的青銅雕像”之類開頭，頗有宏大敘事的氣派，布羅茨基卻對此類當局刻意打造的“矯飾”文風嗤之以鼻，認為這是數十年如一日俄語“通俗化”的惡果——其流風所至，幾乎所有口頭演講及文字材料，無不充斥陳詞濫調（cliché），大而無當，純屬語言的濫用（abuse）。借用布羅茨基本人的話說，“比一國政治腐敗更可怕的，是語言的腐敗”。

偏好旅館狹小的空間，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布羅茨基兩度被送往精神病院進行醫(yī)學鑒定所造成的心理創(chuàng)傷。1964年初，他在列寧格勒的一家醫(yī)院待了三周（其中有三天被關在重癥監(jiān)護室）。多年后，在對記者談及這段往事時，他回憶道：“這是我不得不經歷的最痛苦的事情，確實，沒有什么能比這更糟的……他們在半夜把你從床上拖出去，裹上床單，然后浸入冰冷的水中。他們強行對你注射不明液體，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損害你的健康。”據研究，布羅茨基“領教”的是當時精神病院常見的兩種療法，前者是“濕裹法”，即以濕布裹住病人，加捆寬皮帶，濕布在收干過程中越裹越緊，病人的呼吸越發(fā)困難，以至神志不清；后者是“注射法”，例如注入某種烈性麻醉劑后，病人會持續(xù)高燒，其后遺癥多為記憶系統(tǒng)紊亂及大腦嚴重損害。在赫魯曉夫時期，在內務部統(tǒng)一管理之下，遍地開花的精神病院堪稱勞改集中營的附屬或配套機構。鑒于病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因此他們的最佳去處，往往是臨近的某一座勞改營。

布羅茨基僥幸逃過一劫，然而緊接著，他卻不得不接受一場史無前例的滑稽審判。《文學報》記者維格多羅娃不顧法官阻撓，勇敢地記錄下庭審的整個過程。針對公訴方的惡意指控——“布羅茨基逃避生產勞動，游手好閑……其詩作是頹廢文學、現代主義和最庸俗的胡言亂語的混合體”，有三位列寧格勒作協(xié)成員自愿出庭作證，他們一致認為布羅茨基并非一無是處的“廢物”，恰恰相反，他所從事的職業(yè)（寫詩和譯詩）“需要天賦和知識儲備，是一種極為艱巨的腦力勞動”，許多時候，“為了找到一個恰當的詞語，你必須翻閱成千上萬噸的文字礦石”。因此，正如布羅茨基本人在結束當庭陳述時的申明：“我不但不是一個寄生蟲，而且是一名能為祖國增光添彩的詩人”——可謂義正詞嚴，擲地有聲。

然而，奉命行事的法官不為所動。庭審結束后，法院向三名證人所在單位送達密函，稱此三人居然“為一個寄生蟲鳴不平，把一個無業(yè)青年吹捧為未獲社會認可的天才詩人”，云云。至于當事人布羅茨基，盡管他在庭上巧舌如簧，并不時贏得滿堂喝彩，但終究難逃法網——他被判處流放北境，刑期五年。據說，勃列日涅夫聞訊大怒，痛斥手下一幫蠢貨不學無術，將“審判搞得不成樣子”。照他的看法，根本就不該以“社會寄生蟲”的罪名起訴，結果弄出一堆文人作家在庭上引經據典、咬文嚼字，不僅令主審法官當眾出丑，而且令威儀赫赫的國家司法機關顏面掃地。

赫魯曉夫以及繼任的勃列日涅夫對布羅茨基的嫌棄和憎惡并非毫無緣由。作為一名內務部榜上有名的異端分子，布羅茨基在十五歲那年輟學，從此徹底告別現行教育體制，同時也走上了抗拒思想改造的反動道路。他無視國家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相反，卻對現行政治制度指指戳戳、冷嘲熱諷。在他看來，國家目前“正處于巨大的困境之中。沒有人知道該怎么辦。沒有人知道該如何面對未來”。長期以來，民眾在高壓之下戰(zhàn)戰(zhàn)兢兢，養(yǎng)成了依賴國家，特別是依賴家長式領導人的習慣，卻從來不肯承擔共和國公民的責任——在一次訪談中，布羅茨基曾講過一個行刑者的故事：在槍決了又一批死刑犯之后，此人心安理得地“下班”回家，打算和妻子一道去看戲。途中，他又因為妻子的卷發(fā)和她大吵一架?？傊z毫不會感到任何良心和道德的譴責。然而，問題在于，家長式領導人并不都是英明神武的圣主，也有可能是外強中干的暴君——照布羅茨基的看法，與古羅馬的卡利古拉或尼祿不同，當代的暴君無需借助血腥屠戮獲得擁戴，相反，通過精妙無比的頂層設計，他一聲令下便有無數人竭誠效忠，從而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日后布羅茨基在《論暴政》一文中刻畫的暴君形象，明顯指向好大喜功的勃列日涅夫——此人原本為官僚體制內逐級向上爬的平庸之輩，只因機緣巧合而榮登大位，遂自命為天選之子。而他所施行的暴政，乃是亞里士多德所謂暴君政體、寡頭政體和暴民政體這三者“最糟糕的合體”——時至二十世紀，這三者越發(fā)密不可分：寡頭政體披上了“政黨”的外衣，暴民政體則打著“民主”的旗號，最終由一個高踞金字塔頂端的暴君對所有人發(fā)號施令。

1972年4月，布羅茨基被秘密警察傳喚，告知他已被當局驅逐出境。臨行前，詩人致信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表達自己對故國的眷戀之情：“我屬于俄羅斯文化，我感到自己屬于它的一部分，任何空間的轉換，都無法改變這一最終結果。語言是比國家更古老、更無法逃避的現象。說起國家，我認為愛國的方式不是崇高的宣誓，而是用周圍孩子們所使用的語言寫作?！迸c此同時，詩人也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文學事業(yè)不朽的堅定信念：凡人皆有一死，最高領導人也不例外——而衰老和死亡，其實都是時間對人的“贈與”，因此，“我們大家都會得到同樣的一個判決：死亡。寫下這些文字的我會死去，閱讀這些文字的您也將死去?！虼耍l也沒有權力去妨礙其他人做自己的事情”。在書信結尾，布羅茨基信心滿滿地做出預言：“我相信，我會歸來，要知道，作家總要回歸，即使肉體無法歸來，也能通過作品重返家園。我希望兩者都能實現。人類已經超越了強權即真理的時代?！?/p>

布羅茨基越級“上書”，當然不是懇請勃列日涅夫法外開恩，而是表明自家立場：作為一名詩人，或“未經公認的立法者”（law-giver），他天然擁有抗辯的權利——他所捍衛(wèi)的不僅是個人權利，更是自普希金以來“詩人—沙皇”雙峰對峙的“道統(tǒng)”。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花崗巖紀念碑落成之日，普希金不無驕傲地宣稱，他本人“非人工”的無字碑將比沙皇的紀念碑“活得更久長”。普希金之后一個世紀，布羅茨基的文學前輩、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同樣不畏強權……然而這一次，詩人再也沒能延續(xù)普希金被沙皇赦免的好運。

相比于曼德爾施塔姆，布羅茨基得以提前結束刑期（實際服刑十八個月），從流放地生還，完全應當歸功于記者維格多羅娃和詩人阿赫瑪托娃等人的奔走營救——后者爭取到著名詩人馬爾夏克和鋼琴家肖斯塔科維奇的簽名，并向作協(xié)領導人遞呈親筆信，請求作協(xié)出面干預。列夫·洛謝夫在《布羅茨基傳》中提到，多年來，無論輾轉何方，詩人一直將阿赫瑪托娃的照片懸掛在書桌上方的墻上，以志感激之情。然而，布羅茨基不知道的是，真正改變他命運走向的或許并非國內友人言辭殷殷的陳情表，而是國際友人咄咄逼人的絕交書。1965年8月，法國著名作家讓-保羅·薩特以“歐洲作家聯合會”的名義，致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一方面對青年詩人布羅茨基當下的處境“深表關注”，另一方面則暗示倘若此事處置不當，則有可能威脅到雙方正常的文化交往。

提前獲釋的布羅茨基被客客氣氣地送上國際航班，經維也納、倫敦短暫停留后，最終抵達美國。在機場，他感慨自己歷經艱難，之后開啟了他文學創(chuàng)作（及翻譯）的騰飛之路。短短十余年間，這位被當局判定為“廢物”的青年詩人如鳳凰涅槃，展現出驚人的才華和創(chuàng)造力：他不僅以名校文學教授身份在《紐約書評》《新共和》等權威期刊發(fā)表評論文章，而且接連出版數種詩集和散文集，并斬獲“全美圖書評論獎”（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等重磅獎項——直至1987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四年后又榮膺美國“桂冠詩人”稱號）。但鮮為人知的是，當布羅茨基佇立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眺望波羅的海彼岸之際，盡管身邊有一眾友人簇擁，他內心的憂傷卻始終難以排遣。此時此刻他最大的心愿，是父母能夠和他一道見證這一歷史時刻，見證布羅茨基家族的榮光。

但事與愿違。事實上，自布羅茨基去國至父母先后離世的十二年間，他們再也未能相見。對布羅茨基來說，唯一能夠表達親情的方式，是保持每周一次跟父母的固定通話，然而，在被警方嚴密監(jiān)聽的電話里，他們其實根本無法交流情感——正如布羅茨基后來在回憶父母的散文中所說：“我們必須寡言少語或拐彎抹角或委婉含蓄。主要是談天氣或健康，以及很多飲食方面的建議，而絕口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主要的一件事情，是聆聽對方的聲音，并以這種動物性的方式使我們對彼此的存在感到放心?！笔觊g，年邁的父母四處奔走，在無數的國家機關和部門之間來回穿梭，希望在去世之前能獲準出國探訪自己的獨生子，而有關部門的態(tài)度異常強硬：不行，甚至以第三方國家的某個城市為名繞道探訪也不行。在診斷患有心肌梗塞后，絕望的父親嘗試單獨辦理簽證出國，而將母親孤身一人留在家中做“人質”，結果仍是“不行”。獲知消息后，布羅茨基再也無法保持平靜：“我不知道，永遠也無法知道，他們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感覺如何。他們多少次被恐懼包圍，多少次在死亡的邊緣徘徊，當痛苦減輕時，又怎樣重燃希望，希望我們三人再次團聚?！痹谒挠洃浿?，在電話那頭，父親抱怨最多的是國際長途有“三重回音”以及他本人“腳踝不斷腫脹”，而母親最常說的一句話則是，“兒子，我今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見到你。這是我還想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布羅茨基將他對遠在故鄉(xiāng)的父母的回憶和思念之情全都寫進了詩文，因為他堅信，“人究其實質而言就是我們關于他們的記憶。我們稱之為生命的東西，歸根結底就是一張由他人的記憶編成的織錦。死亡到來，這織錦便散開了，人們面對的便僅為一些偶然松散的片斷”。在《紀念》（In Memoriam）一詩里，詩人追憶常年操持家務的母親：“對你的思念正在褪去，就像一個得到指示退下的旅店女仆?！痹诹硪皇自娮鳌对谝獯罄罚↖n Italy）中，他反復吟誦父母生前的叮嚀，并哀嘆“那些愛我勝過愛自己的人已經不再活著”。在《紀念斯蒂芬·斯彭德》（In Memory of Stephen Spender）一文中，布羅茨基從這位英國詩人身上看到了父親的身影：看著詩人的兒子把螺釘釘進棺材，布羅茨基寫道：“他正在與眼淚抗爭，但后者占了上風。沒有人能幫他；我認為也不必要。這是一個兒子的宿命?！薄佑B(yǎng)而親不待，在布羅茨基看來，人生之哀慟，莫過于此，而當下，這正是他本人的遭遇：最終，“大理石般雪白的母親”和父親一樣，化為“絲綢般的粉末”，并在高高的煙囪上“形成了一朵云”。獲悉父母被火葬（而非土葬），布羅茨基一度出離憤怒……緊接著，他又陷入無盡的悲傷和絕望，“父母死后，布羅茨基家在這世上僅剩下我一人”。

自父母去世直至他本人逝世（1996），布羅茨基終身再未踏上俄國國土，盡管當初驅逐他的政府不斷發(fā)出邀請。用詩人自己的話說，“……但我仍堅持用俄語寫作，并且深愛這種語言……”布羅茨基用“那個國家”指代俄國，用圣彼得堡指代故鄉(xiāng)而不用列寧格勒，乃是因為他心目中的鄉(xiāng)愁，不僅是地理空間概念，更是語言文化概念——畢竟，承載文化鄉(xiāng)愁的母語語言更古老、生命力更長久，是他持之不渝的信念。

布羅茨基晚年時常遭遇來自同胞的“暴擊”。對此布羅茨基反駁道，對于作家而言，他只有一種“最高等級的”愛國主義，那就是對母語的熱愛；與之相反，踐踏母語、摧毀傳統(tǒng)文化才是徹頭徹尾的“叛國”。據昔日戀人蘇珊·桑塔格回憶，在一次訪談中，當記者再次言及這一話題時，布羅茨基先是引用托馬斯·曼的名言——“我在哪里，德國文化就在哪里”（Where I am German Culture is），隨后淡定地補充道，“我也一樣。我在哪里，俄國詩歌就在哪里”（Where I am Russian poetry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