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正成為全球主要宗教中少有的“逆向增長者”。皮尤研究中心根據(jù)2010年至2020年的估算顯示，在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他大宗教普遍擴張的同時，佛教徒人數(shù)卻在減少，而這一趨勢的重災區(qū)主要集中在東亞，尤其是日本和韓國。

目前全球多數(shù)佛教徒仍分布在亞洲，且九成以上集中在十個國家之內(nèi)，但在東亞社會內(nèi)部，佛教已明顯呈現(xiàn)代際式“褪色”：許多在佛教家庭中長大的人，成年后不再自認佛教徒，而是轉向“無宗教”——自稱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或“沒有特別信仰”。

皮尤的調(diào)查顯示，在日本，約四成自幼在佛教氛圍中長大的人，如今不再認同佛教；在韓國，這一比例約為42%。為理解人們?yōu)楹坞x開佛教，研究團隊于2024年10月在東京與首爾，對多名成長于佛教家庭的日本與韓國成年人進行深度訪談，既包括仍維持部分佛教實踐但明顯弱于父母輩、祖父母輩的，也包括童年與佛教聯(lián)系本就較為松散、如今幾乎不再考慮宗教問題的一代。

在世代交替中，“相信科學而非看不見的東西”，成為不少年輕人淡出宗教的共通理由。首爾一名大學女生回憶，祖父母虔誠信奉佛教，父母信仰則相對淡化，而到了她這一代，宗教實踐在現(xiàn)實生活中幾乎失去存在感。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同樣顯示，在日本和韓國，自認佛教徒的比例在年輕群體中顯著低于老年人，而佛教在兩國總人口中的占比正在縮減，與此同時，無宗教人群的比例持續(xù)上升。對許多人而言，這種“脫宗教化”并非劇烈決裂，而是一種隨著離家、遷往大城市、與傳統(tǒng)家庭生活拉開距離而逐漸發(fā)生的“漂移”。

個人經(jīng)歷中的“漸行漸遠”具體而細微。在東京，一位酒吧店主回憶自己出身北海道漁民家庭，祖輩幾代都在寺院做義工，童年時他也會隨家人一起參與供奉、募捐與維護寺院。然而自從十五歲離家到大城市生活后，他很少再參與宗教活動，原本由家族承擔的寺院責任，也逐漸只剩父母在堅持。這種遷徙與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從寺院到家庭祭壇的宗教實踐，在現(xiàn)實壓力下被放到次要位置乃至被拋諸腦后。

時間緊張是受訪者們頻繁提及的另一層原因。與強調(diào)定期禮拜、聚會的猶太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不同，佛教并不要求每周到寺院參拜，但節(jié)慶、法會與寺廟參訪一直是東亞傳統(tǒng)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韓國，一位來自小鎮(zhèn)的退休店主回憶，童年時常跟隨家人參與佛教儀式和慶典，然而當她在首爾拼命工作、撫養(yǎng)子女時，帶孩子去寺廟的記憶幾乎不存在——孩子要專心學習，她自己也無暇分身，宗教教育便在日常忙碌中“自然缺席”。皮尤的2023年調(diào)查顯示，在日本與韓國，年輕人比老年人明顯更少前往寺院或寶塔，也更少向佛祈禱，這表明宗教參與正沿代際呈下滑趨勢。

即便在仍有宗教象征的家庭中，傳統(tǒng)實踐的“物理載體”也在悄然變化。日本許多佛教家庭傳統(tǒng)上會供奉家用佛壇（佛壇、佛龕），其中擺放佛像、菩薩像以及紀念亡者的照片或牌位，家人則通過點香、點燈、供奉食物與鮮花等日常儀式來維系與先祖、與佛法的連接。東京一位圖書編輯解釋說，母親過世后，父親承擔起維持佛壇的責任，但他并不打算在自己這一代完整接手這套儀式，而是考慮在未來將佛壇“簡化”甚至“數(shù)字化”，以減少照料所需的時間成本。這種從實體祭壇走向簡約象征的趨勢，折射出傳統(tǒng)儀式在現(xiàn)代生活節(jié)奏中的新定位。

家庭結構的變化同樣削弱了宗教與日常生活的綁定。一位東京餐館經(jīng)營者指出，如今日本家庭普遍規(guī)?？s小，子女數(shù)量減少，過去那種在大家庭結構中自然傳承的宗教禮俗，正因為親屬間見面機會銳減而逐漸失去延續(xù)的土壤。她認為，家族系統(tǒng)的“瓦解”不僅讓親戚往來變得稀薄，也讓曾經(jīng)被視為“日本獨特”的家庭宗教傳統(tǒng)在都市中加速淡出。

在此基礎上，對“宗教”本身的負面印象，進一步拉低了佛教的吸引力。在首爾，一名錄音棚技術人員將宗教與迷信及巫教相連，認為父輩所實踐的其實是一種“巫術化的佛教”——隨身攜帶護身符、焚燒氣味刺鼻的驅邪香、張貼符咒與圖像，以抵御不祥或吸引好運。在韓國，佛寺中供奉巫教神靈的現(xiàn)象并不少見，佛教與巫教在祭祖、祈福、驅邪等實踐上存在交疊，這在一些年輕人眼中強化了宗教“迷信化”的刻板印象。

在日本，宗教形象則更多被“暴力事件”所塑造。多位受訪者提到，對宗教的早期記憶深受奧姆真理教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襲擊的影響——這一新興宗教運動自稱汲取包括佛教在內(nèi)的多種宗教元素，卻以極端暴力震驚社會。一名東京電視臺記者表示，在成長過程中，奧姆真理教被視為“典型邪教”，也讓他對“打著佛教旗號的宗教團體”產(chǎn)生長期的不信任感。

然而，即便自認“不再是佛教徒”，許多東亞民眾并未與佛教文化徹底割裂。皮尤的調(diào)查顯示，在日本，大約三分之一的無宗教人士表示自己對佛教方式仍有親近感，在韓國這一比例約為四成。東京的這名電視記者坦言，雖然他不相信天堂、地獄或業(yè)力因果，但成年后開始重新思考轉世觀念：他并不是因宗教教義而信，而是在自我對話中追問“人死后究竟會怎樣”，并將轉世視為一種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可能性。這種在理性懷疑與存在性追問之間搖擺的態(tài)度，使佛教在心理與文化層面繼續(xù)發(fā)揮微妙影響。

在日常生活層面，許多人對佛教場域的依戀更多體現(xiàn)在氛圍而非信仰上。那位來自北海道的東京酒吧店主偶爾仍會造訪附近古寺，只因喜歡那種“安靜空氣與平和感覺”，而非出于祈禱需要；遇到佛教或神道祭典，他也會購買御守，作為贈送友人的小禮物。在首爾，那位已不再自認佛教徒的退休店主則表示，自己在內(nèi)心祈禱時仍下意識地使用佛教式的語言與想象，“小時候習得的東西似乎一直留在心里”。

整體來看，佛教在東亞的影響力正在從制度化宗教身份和穩(wěn)定儀式實踐，轉向更模糊的文化記憶和情感認同。一方面，人口結構變遷、城市生活節(jié)奏加快、教育與科學話語的擴張，以及對宗教的負面社會聯(lián)想，共同推動佛教的組織性與代際傳承走弱；另一方面，即便在“無宗教”迅速壯大的日本與韓國，佛教依然以祭祀、儀式符號、人生哲學乃至審美感受的方式，潛伏在許多人的日常經(jīng)驗與內(nèi)心敘事之中。皮尤研究中心的相關調(diào)查與訪談顯示，佛教在東亞并非簡單“消失”，而是從一套可見、可計量的宗教制度，部分轉化為更隱形、更個體化的精神與文化資源，這也勾勒出未來東亞宗教景觀中，制度宗教衰退與文化宗教殘留并存的復雜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