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風窗

作者 | 戈色

編輯 | 吳擎

3月14日晚，德國哲學家、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尤爾根·哈貝馬斯去世的消息順著互聯(lián)網(wǎng)，傳遍全球。

這一天，也是馬克思的祭日。

他有諸多稱號，“現(xiàn)代性衛(wèi)士”、“交往理性大師”、“國家政治文化的公共良心”、“最后一個歐洲人”、“左翼意見領袖”、“德國導師”……即便在大眾層面哈貝馬斯并不通俗。美國哲學家德沃金是這樣形容哈貝馬斯的：“就連他的有名，也已經(jīng)非常有名了�！�

而哈貝馬斯這個名字及其代表性的學術概念，比如“交往理性”，在全球無疑聲名顯赫。對很多人來說，或許并不完全清楚他為什么重要，但也確信他對這個時代非常重要。

2009年，哈貝馬斯在施特恩貝格的工作室中/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當?shù)聡鴮W者斯蒂芬·穆勒-多姆，也是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學生，想要為哈貝馬斯寫一部傳記，他跟哈貝馬斯同時發(fā)現(xiàn)，作為一個從典型中產(chǎn)階級家庭中成長的知識分子，哈貝馬斯按部就班、順風順水的學者生涯，沒有出現(xiàn)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他沒有猶太學者在20世紀40年代的逃亡經(jīng)歷，也沒有他的前輩所擁有的無所歸屬的邊緣化經(jīng)驗，他的生平事件，主要是對政治公共事件的主動積極介入。作為一部傳記的傳主，值得關注和研究的生存歷程，其獨特性在于何處呢？

斯蒂芬·穆勒-多姆的回答可以概括我們今天在這里紀念哈貝馬斯的理由：了解這個人物怎樣在與他人的生活互動中，成為唯有置身于時代并深刻剖析時代，才塑造了其人生的唯一性與獨特性的那個個體。

啟蒙

1929年，萊茵河畔的杜塞爾多夫，哈貝馬斯誕生于一個新教氛圍濃厚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與思想的偉力之間產(chǎn)生懸殊的，是哈貝馬斯有缺陷的身體。

他患有先天性唇腭裂，雖然經(jīng)過多次手術，他還是不得不與永久性的語言缺陷伴隨一生。童年時期因此遭受的歧視塑造了他的敏感，這種被排斥的不公平的生命經(jīng)驗，在無形中影響了他的政治思想。

10歲，哈貝馬斯加入了德國少年團，并且在二戰(zhàn)的最末期參軍。幾十年后，這成為哈貝馬斯受到攻訐的污點。哈貝馬斯相信自己沒有受到納粹主義的影響，并且他早早地意識到歷史責任，為納粹的罪行感到羞恥，與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歷史背景保持距離。這種距離感，也影響了哈貝馬斯對德國的描述始終抱有一種內(nèi)在的矛盾。

1942年的哈貝馬斯/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在戰(zhàn)爭給這位青年帶來的思想波動中，1949年，哈貝馬斯進入哥廷根大學修讀哲學，兼修歷史學、心理學、經(jīng)濟學和文學，隨后他前往蘇黎世大學留學，在波恩大學以關于謝林哲學的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在他成長的這些年里，結束流亡回到德國的阿多諾開始借助大眾媒體頻頻發(fā)聲，思考德國的歷史罪責問題，體現(xiàn)出了知識分子的批判職責，成為在公共層面運用理性的典范知識分子。

他無疑吸引了哈貝馬斯，而阿多諾也注意到了這位前途無量的后輩。

1956年，哈貝馬斯成為阿多諾的助手。阿多諾身上那種純粹、極致的學術精神，高超、優(yōu)雅的寫作風格，批判、關懷的學術抱負，都令哈貝馬斯折服，“他（指阿多諾）是我平生真正喜歡，且在某種程度上熱愛的第一個人，在他身上，我見識了作為學者無偏無黨、受訪自如的堅定的藝術立場，以及生活方式的完美的不協(xié)調(diào)”。

但在理論上，哈貝馬斯并不出乎意料地，走向了對阿多諾、霍克海默，也即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反思。

1956年在美茵河畔法蘭克福：在社會研究所擔任西奧多·W.阿多諾的助手/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寫作的《啟蒙辯證法》，其論證核心是指出啟蒙運動的失敗。啟蒙運動強調(diào)人應該動用自己的理性，由此將人從黑暗蒙昧中解脫出來，但是人卻將這種理性發(fā)揮至只有工具理性的單一層面，探索有效完成既定目標的方法，比如科學技術，成為主要的知識，而完成人的解放與自由的主旨卻在技術和生產(chǎn)的發(fā)展中被遮蔽，啟蒙的目的導致了啟蒙的失敗，這便是“辯證法”。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分析對當下的我們?nèi)杂袉l(fā)意義，但是對哈貝馬斯來說，他們對啟蒙運動的反思過于悲觀。哈貝馬斯實際上對批判理論懷有更多的信心，從這個層面上他“解救”，或者確如他所說“捍衛(wèi)”了現(xiàn)代性，他相信，作為啟蒙形式的理論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社會、改良社會。

1962年，已經(jīng)離開法蘭克福的哈貝馬斯出版了《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以回應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問題，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內(nèi)在批判方法的基礎上，他成熟地闡明了“公共領域”這個概念。

交往

在他的論述中，公共領域（進一步特指為資產(chǎn)階級的公共領域）是一個非正式的領域，它處在市民社會與國家或政府之間，是一個中立的、理想的議事空間，任何擁有獨立財產(chǎn)且受過教育的人都不應被排斥在這個空間之外，因此它能夠形成公正的意見和批判的知識。令人感到悲觀的，是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終究把這個領域變成了一種充滿傳媒工業(yè)商品的消費場所，比如，市場化的媒體，它所生產(chǎn)的是代表某個利益的群體的報道，本質是消費品，而非公共意見。他的愿望是，公共領域是民主政治理想的母體。他的結論是，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衰落了。

差不多20年后，哈貝馬斯修正了自己的悲觀論調(diào)。在1964年到1971年之間，哈貝馬斯回到法蘭克福接任霍克海默的教職，在學術和教育上都取得了碩果，也更頻繁更公開地針對公共事件表達意見。

他的離開與1968年前后的學潮密切相關，對學生運動的指責（認為是“左翼法西斯主義”）令他失去了學生的擁戴。離開法蘭克福之后，哈貝馬斯在慕尼黑擔任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技時代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直至1981年再次辭職。

1981年，十年思考凝結成巨著《交往行動理性》。

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性》

從公共領域出發(fā)，20世紀80年代的哈貝馬斯不再認為公共領域是聚合的對象，而是社會對自身政治意愿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啟蒙的過程，它是動態(tài)的。社會是我們棲息于其中的一種介質，我們生活在社會里，而社會也在我們每一次的思考、感覺、行動中。

當時的哈貝馬斯已經(jīng)完成了理論轉向，他曾經(jīng)承認社會理論對解決現(xiàn)實問題，諸如饑餓、暴力、疾病等束手無策，他小心謹慎地釋放自己的理想主義，這克制了他的悲觀。但他也明確地希望消除社會壓迫，對他而言，社會理論應該既能解釋現(xiàn)代性成就，也能解釋現(xiàn)代性帶來的潛在危機和內(nèi)在病理，如此社會理論至少能夠幫助我們辨別什么是有害的。為了這個宏大的理論工程，哈貝馬斯進行了自己的語言學轉向。

既然社會在人的行動中，哈貝馬斯所關注的語言交往就是一種建構社會的行動。語言除了能夠認識世界，在社會層面的言語更是一種使對話者走向理解和共識的工具，這就是語用功能。日常生活中表達自己要吃什么、要去哪里的活動，是一種自然互動行為，而能夠成為哈貝馬斯的對話的，需要論證和協(xié)商。哈貝馬斯規(guī)定了對話的原則：完全將參與者納入對話過程；平均分配論證權利和義務；交往環(huán)境非強制性；參與者保持以溝通為目的的觀念。

哈貝馬斯

這種對話是哈貝馬斯意義的“交往行為”，它特指人們使用言語（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符號）能夠理解彼此，人們正因如此能夠走向一致。在這個基礎上，哈貝馬斯在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之外定義了“社會世界”，一個人際關系得到調(diào)節(jié)的世界。

用中國人的觀點來解釋，這種思想非�！叭胧馈�。思想和觀念，要求與批判，不應停留在意識的層面，他希望我們“說”，說出來，說給對方知道，讓這種交往改變世界。同時，用中國人最淺顯的話來解釋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大概是“凡事都商量著來”。盡管哈貝馬斯的思想橫跨、綜合了多個學科，并且他的論述博大而宏富，但是他的哲學意旨經(jīng)過概括之后，即便對門外漢而言，并不難懂。

盡管這番理論發(fā)表之后，在學界遭受了不少批評，但哈貝馬斯仍然因此，逐漸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理性

1980年，哈貝馬斯接下來馬上又要回到法蘭克福，那將是他第三次進入法蘭克福，這次，他將在這里度過自己退休之前剩余的研究生涯。

那一年，法蘭克福市授予他“阿多諾獎”，為領獎，哈貝馬斯發(fā)表了演講《現(xiàn)代性：一項未竟之事業(yè)》。 “我們正目睹一種現(xiàn)象——我的社會科學界同仁及其他學科研究者們，正以某種理所當然甚至冷漠的態(tài)度，鋪天蓋地地發(fā)表著宣告現(xiàn)代性終結的研究。事實上，大量經(jīng)驗跡象表明，不僅現(xiàn)代性的偉大政治成就面臨威脅，知識界的情緒正在轉向反對啟蒙運動的根本主題，而西方政治迄今為止正是從啟蒙運動中汲取力量的�！�

這場演講引起震動，因為當時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正在沸騰，但是在哈貝馬斯看來，同時否定現(xiàn)代性的成果（人文主義理想）和拒絕現(xiàn)代性的問題（工具理性帶來的異化）是把洗澡水和嬰兒都潑掉了。他堅持認為，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并非那么輕易就能逆轉或者阻止，如果說40年前的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啟蒙的理想帶來了啟蒙的危機，那么哈貝馬斯則相信，現(xiàn)代性的成果中包孕著解決現(xiàn)代性問題的資源。完成現(xiàn)代性的事業(yè)，對哈貝馬斯而言，就是找到現(xiàn)代性自身提供的解決之道，他并非拒絕承認現(xiàn)代性的“后果”，而是相信我們還應該堅持下去，與這后果繼續(xù)纏斗。

1980年，哈貝馬斯（中）在美茵河畔法蘭克福保羅教堂舉行的阿多諾獎頒獎典禮/圖源：《于爾根·哈貝馬斯：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

20世紀的歷史在90年代初那幾年完成了最后巨大的轉變。1989年11月，柏林墻倒塌。哈貝馬斯仍然謹慎地與歷史保持距離，然而對民族主義狂熱復辟的提防讓他在憂慮中繼續(xù)發(fā)聲。媒體問道：“現(xiàn)在對您來說，做一個德國人意味著什么？”哈貝馬斯答道：“確保讓人們不會因為1989年那個幸福的日子而忘記1945年那個富有啟示的日子�！�

兩德統(tǒng)一后，民族國家迅速成為哈貝馬斯的政治哲學思考的對象，而千禧年的到來所創(chuàng)造的一種前所未有的世界圖景，讓哈貝馬斯不得不在新的條件下思考民族主義的環(huán)境。

“在第三個千年到來之時，民族國家在外受到了全球化和世界經(jīng)濟壓力的威脅，在內(nèi)則受到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威脅�！眱�(nèi)外交困的歷史現(xiàn)實中，民族主義很有可能再度成為回應方案，但是哈貝馬斯認為，它的復興將會是現(xiàn)代化的倒退，真正的解決方案，應該在符合現(xiàn)代性思想成果的商談與律法當中尋找，也即在一種后世俗關系模式當中，重尋溝通的潛能。

哈貝馬斯對民族主義的敵意和警惕，與他成長時期的歷史密切相關，他沒有忘記阿多諾的告誡：“必須防止奧斯維辛重演�！敝С謿W洲聯(lián)盟的主張不是他為整個世界在世紀之交的變局中找到的最終解，但是這種超民族的政治制度被他視為下一個千年的一個好的開端，一種后民族民主政治在有限的歷史條件中一次能夠達成的實驗，“正因為我們不知道，所以仍然要嘗試”。

信念

1994年，哈貝馬斯在法蘭克福榮休。當時的哈貝馬斯已經(jīng)在面臨不可避免的健康問題，他有耳鳴的毛病，但他仍然在世界各地講演，履行他所信仰的，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

哈貝馬斯的政治介入使他成為反抗精神的象征，也讓他成為思想的實體，作為民主國家的公民，在政治授權的專業(yè)議政領域之外，他仍然堅持表達意見，捍衛(wèi)一個思想者的角色。

2001年4月，哈貝馬斯訪問中國，兩周做了八場演講，當時他的著作在中國已經(jīng)有中譯本，很多專業(yè)學者和哲學愛好者對他并不陌生，而等到他結束訪華，中國才真正掀起了一場“哈貝馬斯熱”。

2002年，哈貝馬斯開始領略老年的殘酷，其中最為痛楚的一條，就是越走同行者越少。1月，布爾迪厄去世；3月，伽達默爾去世。他繼續(xù)活著，繼續(xù)見證，從20世紀走來的思想大師里，堪稱碩果僅存。

哈貝馬斯/圖源：視覺中國

2012年，他曾經(jīng)參加一場由哲學系學生組織的“大師研討班”，哈貝馬斯當時很重視與青年學者的交往，而他的出場則儼然是宗師地位。但是在當時學生的記錄里，這位大師并不像傳言中說的那樣好斗和熱衷自我表演，更沒有那種刻板印象里大學者的犀利機鋒與滔滔不絕，更不像如今大學里大多數(shù)的教職員一樣只會包容且隱藏立場，他只是總在一些問題上思索良久，“以至于要為自己的結結巴巴道歉”。

對，我們忘了，他是一位先天性唇腭裂患者，他從來不善言辭，疾病帶來的脆弱和敏感讓他相信人與人之間存在交流和依賴，這影響了他，讓他一輩子都在探索現(xiàn)代社會中的文明個體，到底應該如何共同生活。

哈貝馬斯非常長壽，他活了96年，超過了他絕大多數(shù)的同行和好友。他這一生橫跨多個學科多種思想，創(chuàng)作了等身著作來建立龐大復雜的理論。

在那些關鍵的理論轉向之中，我們?nèi)匀荒芨惺艿剑粋�孜孜以求的學者，是如何砥礪著用思想靠近世界的真理，小心謹慎地想要去修正文明的罪過，試圖推動建造一個真正和平、正義、為人類謀求福祉的社會——它尊重人的智慧和尊嚴，捍衛(wèi)人的自由和平等，將人的解放，還給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