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彭吉岳

干股贈送是職務犯罪里常見的一種被控情形，而股權價值認定直接關系賄賂犯罪金額的認定與量刑。實踐中存在普遍誤區(qū)：認為約定贈送10%的干股，便直接按公司注冊資本的10%計算價值。司法實務并不采納該簡單算法，數額認定以“是否實際轉讓股權”為核心分界，結合轉讓時點股權真實價值核算，而非僅以注冊資本為依據。

嚴格說，“注冊資本”并不當然等于“股權價值”。尤其在今天的公司法語境下，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本質上是登記在冊的全體股東認繳出資額，并不天然等同于公司現實資產，更不當然等同于某一時點的股權市場價值。2023年修訂的《公司法》第四十七條明確規(guī)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是在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而國家企業(yè)信用信息公示系統(tǒng)的數據規(guī)范，也將“注冊資本”界定為投資方認繳出資額之和。換言之，它首先是一個登記法概念，不是當然的估值法概念。

一、先把概念說清：注冊資本是什么，股權價值又是什么

討論“干股價值如何認定”，第一步不是算數，而是先分清兩個概念。

注冊資本，說的是公司在登記機關登記的資本數額；在現行法下，有限責任公司原則上實行限期認繳制，它體現的是股東對公司的出資承諾和公司對外公示的資本結構。它當然有法律意義，但這種意義更偏向公司設立、資本維持、債權人保護和登記公示。

股權價值，說的則是某一份股權在特定時點究竟值多少錢。它取決于很多因素：公司是否實際運營、資產負債情況、盈利能力、現金流、控制權溢價、行業(yè)前景、是否已經實繳、是否存在限售或代持安排，等等。也就是說，股權價值對應的是一種現實財產利益，而不是紙面登記本身。對此，最高檢刊載的《認定干股賄賂犯罪數額應關注行為實質效果》一文中明確提出，在認繳資本制背景下，干股數額認定應當“更加關注股份的實際財產效益，而非注冊登記的形式記載”。

所以，單從公司法和財產法邏輯看，結論其實已經很清楚了：注冊資本可以是參考，但通常不是股權價值的當然答案。

二、司法規(guī)則并沒有說“干股一律按注冊資本算”

真正決定這個問題的，是“兩高”2007年《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這份意見對“干股”作了很經典的定義：干股，是指未出資而獲得的股份。同時它又區(qū)分了兩種情形：

第一，已經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或者有證據證明股份發(fā)生實際轉讓的，受賄數額按轉讓行為時的股份價值計算，分紅按孳息處理；

第二，股份未實際轉讓，只是以股份分紅名義獲取利益的，則按實際獲利數額認定。

注意這里的關鍵詞，不是“注冊資本”，而是“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

這句話非常重要。它至少說明兩點：

其一，規(guī)范文本沒有把“注冊資本份額”直接等同于“股份價值”；

其二，價值判斷的時間點，是轉讓行為發(fā)生時，而不是公司章程寫了多少、營業(yè)執(zhí)照印了多少。

也正因為如此，實務上的真正爭點從來不是“有沒有股”，而是：這份股，到底有沒有形成真實、可支配、可實現的財產性利益；如果有，它在當時值多少錢。

三、為什么不能機械按注冊資本算

之所以不能機械按注冊資本算，至少有三個層面的理由。

第一，認繳制下，注冊資本和實際資產可能嚴重脫節(jié)。

一個公司登記注冊資本5000萬元，并不意味著公司當下就真的有5000萬元凈資產，更不意味著10%股權一定值500萬元。現實中，不少公司存在出資未到位、經營停滯、資不抵債甚至“高注冊資本、低實際資產”的情況。如果這時還機械把股權價值等同于注冊資本份額，結論很可能失真。對此，《認定干股賄賂犯罪數額應關注行為實質效果》一文已經說得很明確：認繳資本制下，更應關注股份背后是否有現實財產利益對應；若缺乏證據證明其有實際財產效益，則所謂“股份”可能只是利益輸送的外殼。

第二，股權價值本來就是動態(tài)的，不是靜態(tài)數字。

股權不是存款，更不是面值固定的現金。它可能隨著公司設立、融資、盈利、虧損、業(yè)務爆發(fā)或衰退而迅速變化。最高檢在劉鐵男案的報道中就披露，圍繞4S店30%股份，辯方主張按注冊資金30%認定，但公訴意見強調，最終認定并不取決于最初注冊資金數額，也不取決于約定持股比例，而在于行為人最終實際取得的利益結果。這個案子雖然并非標準“贈送干股即登記確權”的單一模型，但它非常鮮明地說明了一個問題：司法并不必然被注冊資本綁定。

第三，刑法真正關心的是財產性利益，而不是工商文本的外觀。

《中國檢察官》刊載的《收受干股的犯罪形態(tài)及數額認定》一文指出，認定此類案件，關鍵是抓住權錢交易的實質，以行為人是否實際獲利、是否實際支配相關權益來判斷。類似地，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刊發(fā)的《干股型受賄罪中幾個疑難問題的辨析》也圍繞“股權事實轉讓”“實際權利享有”“數額認定”展開，強調不能脫離個案中的真實財產權利狀態(tài)作形式化處理。

四、那為什么有些案件又會按注冊資本份額來認定？

說到這里，有人會反問：既然不能機械按注冊資本算，為什么實務中又確實存在“注冊資本1000萬，送30%干股，就認定300萬”的案例？答案是：因為那類案件里，注冊資本份額只是表象，背后往往還有更強的事實支撐。

典型如金德貴案。該案中，金德貴一方持有天元公司30%股份，已經完成工商登記，且在經營決策、股權處分等方面實際享有股東權利。天津市紀委監(jiān)委轉載的研討文章載明：天元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金德貴一方的30%股份已登記確權，且沒有限制股權權能的特別約定，因此按登記時股份價值認定為300萬元，法院最終也維持了這一處理思路。更關鍵的是，金德貴不僅“名義上有股”，而且實際上行使了股東權利，甚至后來還將該30%股權協(xié)議轉讓給他人。

這說明什么？說明在這類案件里，司法之所以按注冊資本份額認定，并不是因為“注冊資本天然等于股權價值”，而是因為在案件證據結構中，已登記、已確權、同股同權、可支配、可處分這些事實，足以支持法院把該股權視為具有現實財產價值；而在缺少更精細估值材料時，注冊資本份額就成為一個相對可操作的價值錨點。

五、實務上真正應當怎么認定？

我更傾向于把這個問題概括成一句話：贈送干股，不能先問“注冊資本多少”，而要先問“這份股到底是真的嗎、值不值錢、值多少錢”。

具體看，至少要分三步：

第一步，看股權是否真實轉讓或真實控制。有沒有工商變更？有沒有代持協(xié)議？有沒有股東名冊、分紅記錄、股東會表決、處分行為？最高檢文章明確指出，沒有登記不必然沒有轉讓；有登記，也不當然意味著已實際享有完整股東權利。關鍵還是看是否真正同股同權、能否實際支配。

第二步，看該股權在轉讓時是否具有現實財產價值。如果公司只是“空殼”，沒有經營、沒有資產、沒有利潤，甚至注冊資本都未到位，那么簡單按注冊資本折算就會非常粗糙。相反，如果公司已經持續(xù)經營、資產清晰、利潤穩(wěn)定、股權可以自由處分，那么按當時股份價值認定就更有依據。

第三步，看是認定股權本身價值，還是只認定實際獲利。如果股份已實際轉讓，原則上認定股份價值；如果沒有實際轉讓，只是借“干股分紅”之名取得收益，就應按實際到手利益算。這不是學理爭鳴，而是司法解釋已經明文規(guī)定的路徑。

六、一個更穩(wěn)妥的結論

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贈送干股，股權價值按照注冊資本計算嗎？我的答案是：不當然。注冊資本不是股權價值的當然等號。在認繳資本制之下，注冊資本首先是一個登記概念、認繳概念，而股權價值是一個財產利益概念、估值概念。司法解釋要求認定的是“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不是當然按注冊資本折算。只有在個案中，股份已經真實轉讓、權利完整、具備現實財產內容，同時缺乏相反證據時，按照對應注冊資本份額認定，才可能成為一種可接受的實務處理方式。

換句話說，注冊資本可以是起點，但不能是終點；可以是證據之一，但不能替代價值判斷本身。如果只盯著營業(yè)執(zhí)照上的注冊資本，往往會把一個本來應當精細認定的“財產性利益”問題，粗糙地處理成一道簡單乘法題?？稍谡嬲乃痉ㄅ袛嘀校钪匾膹膩聿皇恰凹埫嫔蠈懥硕嗌佟?，而是“這份股權在那個時間點，究竟有沒有形成可支配、可兌現、可實現的利益”。

彭吉岳，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京都刑事三部首任主管合伙人，最高人民檢察院控申專家咨詢庫特聘律師，西北政法大學刑事辯護高級研究院研究員。2024年，彭吉岳律師被LegalOne評為中國商業(yè)犯罪辯護領域的 “實力之星”。

彭律師長期專注于職務犯罪、商事犯罪、金融犯罪等領域。辦理過多起涉及省部級、廳局級干部重大案件。如中紀委查辦的湖南省政協(xié)原副主席童某玩忽職守案、原鐵道部干部楊某受賄案等。彭律師還曾為涉案近千億包商銀行案行長王某、哈佛博士夏某，以及榮獲2005年度十大經濟女性稱號的某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長楊某等知名企業(yè)家辯護過。此外，彭律師為360公司、騰訊公司、百度公司等企業(yè)的高管提供過專業(yè)辯護。部分案件獲CCTV、《財新網》等媒體的廣泛關注。

彭律師曾擔任世界500強外企高管十余年，能獨到地以法律思維精準剖析商業(yè)爭議焦點。秉持辯護工作前置理念，他辦案親力親為，擅長與辦案人員高效溝通，善于利用庭前關鍵時機，實現當事人利益最大化。

彭律師著有《辯護的力量》，并參與田文昌領銜編著的《刑事辯護教程》等書籍。多次受邀前往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發(fā)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