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第十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電影文學公開課開講，學者戴錦華與作家雙雪濤圍繞“大時代兒女：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展開對談，從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出發(fā)，延伸至影像改編的創(chuàng)作邏輯與媒介差異，兩位嘉賓結合理論與實踐經驗，與現(xiàn)場觀眾共同探討當代語境下文學與影像的交匯方式，以及影像化過程中的再創(chuàng)造問題。

文學何以書寫時代

文學與現(xiàn)實究竟是何種關系？戴錦華以“鏡與燈”的經典命題回應：它既是映照時代的“鏡”，記錄社會的紋理與褶皺；也是照亮前路的“燈”，以想象建構未來的可能。她指出，無論是《戰(zhàn)爭與和平》般的歷史全景，還是卡夫卡式的內心寓言，本質上都是對特定時代精神肖像的深刻側寫，區(qū)別僅在于筆法是巨幅油畫還是素描速寫。

雙雪濤從自身創(chuàng)作實踐出發(fā)，分享了其文學觀念的演變。他坦言，早期寫作曾遵循“反映現(xiàn)實”的傳統(tǒng)路徑，但后來愈發(fā)認為，文學并非被動反映，而是一種主動的創(chuàng)造。寫作是利用現(xiàn)實的材料，構建一個嶄新的、自洽的維度。“文學是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現(xiàn)實’，”雙雪濤說，“它從現(xiàn)實生活的邏輯中‘逃逸’出來，形成自己的景象，同時在某個層面上又反映著現(xiàn)實。”

這種從個體經驗出發(fā)的創(chuàng)造，最終卻常常匯聚成時代的集體肖像。戴錦華認為，以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等作家作品及《鋼的琴》等電影所呈現(xiàn)的“東北”，已然超越地理概念，成為一個“可寫的”文化符號。它們通過無數(shù)具體的個人命運故事，為中國社會所經歷的劇烈變遷提供了一個可供理解、可供感懷的窗口。雙雪濤對此回應道，寫作時他并未刻意追求宏大的集體敘事，而是專注于個體的悲歡與生活的細節(jié)。“我相信‘一葉知秋’，”他說，“個人的命運永遠與集體緊密相連。”

文學改編的鴻溝與邊界之問

對于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戴錦華指出，文學與電影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媒介系統(tǒng)”。語言的抽象性、內省性與時空的自由度，與影像的具象性、直觀性和物理約束之間，存在著天然的鴻溝。她認為，一部在文學媒介上達到高度完美的作品，往往因其語言藝術的獨有表達，而很難被成功改編。

兩位嘉賓對“忠實原著”的常見標準提出了反思。戴錦華認為，“忠于原著”是一個難以斷定的模糊命題，因為不同人所理解的“忠實”標準不一——是情節(jié)、人物、氛圍，還是某種抽象的精神？在她看來，改編的本質不應是復刻，而應被視為一種基于原作的、獨立的“再創(chuàng)造”。

雙雪濤從創(chuàng)作者角度補充了兩種藝術在創(chuàng)作狀態(tài)上的差異。他認為，電影制作是一個高度理性、需要團隊協(xié)作的系統(tǒng)工程，而文學創(chuàng)作則更偏向一種個人化的、非理性的孤獨狀態(tài)。這種差異決定了改編絕不是簡單的翻譯。

結合具體案例，兩位嘉賓進一步辨析了文學改編的得失邊界。戴錦華以2026年影版《呼嘯山莊》為例，指出其將原著中復雜而深刻的悲劇，簡化為一個側重感官的故事。在她看來，這恰恰凸顯了當改編忽略文學與影像這兩種媒介的根本差異，就可能導致原著精神內核的流失。與之相對，她贊賞《一戰(zhàn)再戰(zhàn)》的改編，該片并未拘泥于原著《葡萄園》的復雜情節(jié)，而是抽取其精神內核，將其轉化為批判當代社會的鋒利切口，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

雙雪濤也表示在對自己的作品進行影視改編的過程中，會思考“什么是忠于原作”，“更多的時候是以小說為地基，蓋起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建筑”。

影像不會取代文字

所有的創(chuàng)作與改編，最終都指向當下。戴錦華引用了?？碌挠^點：“重要的是講述神話的年代，而不是神話所講述的年代?！泵恳徊孔髌范疾豢杀苊獾貙儆谄鋾r代，而改編與再創(chuàng)作，正是不同媒介在時代語境中的一次次相遇。

雙雪濤則佐證了這一觀點。他認為，翻拍并非懷舊，而是借助原作的框架，置換進當下的社會角色與矛盾，來探討全新的時代議題。每一次重述，都是一次與當下的對話。

面對“影像是否會取代文字”的提問，兩位嘉賓給出了充滿思辨的回應。戴錦華指出，即使在AIGC席卷的今天，驅動它們生成圖像或視頻的，依然是精準的語言描述：“你是否可以選擇恰當?shù)年P鍵詞，你是否能準確用語言去描述，決定了你未來將生產出來的視聽作品的準確度，它的成熟度，它的原創(chuàng)度，所以我自己不認為這是一個圖像將淹沒我們的時代?！?/p>

雙雪濤對此表示認同，并表達了一種期待：在與影像并存的時代，公眾或許能重新提高對文字本身的要求和鑒賞力，回歸對文字精準、深厚力量的信任。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肖揚

編輯/劉忠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