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肇建，全國首張律師證的持有者，是曹汝霖。這張編號“第001號”的文書，本應象征一個職業(yè)的新生——律師，終于掙脫舊時代“訟師”的污名，以法律為圭臬、以人權為使命，正式登上現(xiàn)代中國的舞臺。

然而命運的諷刺，總來得猝不及防。這位“民國第一律師”，最終未能躋身職業(yè)先驅的行列，反以“賣國賊”之名，被釘在民族記憶的恥辱柱上。
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曾以舊式權力者的傲慢勸他棄律從政：“你何必做律師？這行當，不就是從前的‘訟師’么？”
彼時，律師制度剛從西方法治土壤移植而來，在多數(shù)國人眼中仍是異類。人們仍習慣以舊眼光打量，視律師為巧言善辯、替人爭利的“市儈之徒”。
曹汝霖當時的回答，擲地有聲：“律師與訟師，天差地別。律師依法律立身，以維護人權為天職；訟師則曲事實牟利，于道義無涉。”
這一問一答，恰如民國法治史上的星點火花。它照見了新舊觀念的鴻溝，也映出新一代法律人捍衛(wèi)職業(yè)尊嚴的志氣——曹汝霖的辯白，不止是為律師正名，更是對“近代公民權”的早期呼喚。
然而中國的歷史，常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碰撞中急轉。
1913年，北洋政府初建，權力真空催生了“政途捷徑”。袁世凱為鞏固統(tǒng)治，大肆拉攏留洋背景、懂法知外的人才。曹汝霖的日本法政大學履歷，成了他進入權力核心的“敲門磚”。彼時律師業(yè)尚處草莽，一場官司酬勞不過數(shù)十銀元，而總長級官員月薪高達兩千銀元，更握有任免、簽約的實權。
理念的嫩芽，終究難敵權位的誘惑。曹汝霖棄法從政，躋身北洋中樞，歷任交通總長、外交總長，手握權柄。

1915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籌碼，逼迫簽署《二十一條》。作為外交核心人物的曹汝霖，明知條款喪權辱國，卻以“顧全大局”為由落筆；1919年巴黎和會，他又因北洋政府“親日”立場，公開為日本攫取山東權益站臺，拒絕在抗議書上簽字。
五四運動的怒火，最終燒向了他——學生們高喊“打倒曹汝霖”，一把火燒了北京趙家樓的曹宅。
那場火，燒塌了一個政客的仕途，也焚毀了“第001號律師證”的所有象征意義。他曾誓言“維護人權”，卻在國家主權與人權被踐踏時沉默；他曾辯駁律師“依法律立身”，卻在權力面前讓法律淪為裝飾。
自此，中國律師制度便在政治漩渦中顛沛：時而被斥為“投機訟師”，時而被打成“資產(chǎn)階級法權的傀儡”。法律人的理想，在歷史的斷裂帶里，浮沉難定，無處扎根。
回望曹汝霖的一生，唯余一聲嘆息：
若他能抵住1913年那波“從政潮”，守住那句“依法律、護人權”的初心，或許會成為中國律師職業(yè)的精神圖騰，而非民族公憤的靶心。
他本可成為“中國的西塞羅”，卻甘愿做權力的傳聲筒。
歷史最終留下的，不是“第001號律師”的榮光，而是一道刺骨的諷刺：
在一個法律未獨立、正義需依附權力的時代，即便最懂“人權”二字的人，也會在利益與權位的誘惑下，淪為權力的附庸。
后記
今日重讀這段往事，不為追念一個人的功過，只為叩問當下：
律師的價值，從不在法律條文的堆砌，而在權力的陰影下、在利益的誘惑前，是否仍能守住那句跨越百年的誓言——
“律師依據(jù)法律，以維護人權為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