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那架飛機失事，在國內的多個領域引起震動，許多原四野的干部因走得過近遭到處理，也有人處境離奇，明明沒有涉入太深仍是被隔離審查，就比如梁興初將軍。

他當年擔任成都軍區(qū)司令員，曾到北京跟毛主席說過自己的事，主席聽后給予肯定：你不是他的人。

可幾個月后，隨著調查的深入，梁興初還是因為往事受到牽連，組織給的定性就變成了“上賊船”，從此這位在朝鮮戰(zhàn)場打出“萬歲軍”威名的猛將，有了幾年落寞歲月。

那段日子由于身份的尷尬，老友、舊部很少有敢跟他沾上關系的，因此在他身體健康惡化時，一度過得非常艱辛。

幸好，關鍵時刻一位開國少將給予方便，讓他得以有人照顧。

梁興初土地革命時期就在紅一軍團中戰(zhàn)斗，往后的革命生涯，基本也都在林總的麾下。

不過，新中國成立以后他沒有刻意巴結過，尤其是1967年調任成都軍區(qū)司令員后，他跟林總只有兩次私人性質的接觸。

1971年10月27日，梁興初與軍區(qū)政委張國華奉命前往北京匯報工作，面對調查人員，梁興初如實講述了那兩次會面時的場景。

一次是他剛被調到四川不久，跟張國華同去林總住處商討公務，在交談中，林總曾給梁、張沏茶，還說了句：現在四川有點亂，本來我們還不放心，現在有你們兩個在，就沒什么問題了。

這個“我們”，林總指的是他自己和毛主席，這很符合大運動時期林總說話的習慣。

還有一次是梁興初跟戰(zhàn)友們去看電影，正好林總也在，跟大家挨個握了手。

這兩件事都有人證，經得起調查，毛主席聽完就風趣地說：你喝了他的茶，但不是他的人嘛。聽了這句話，梁興初非常高興，以為很快就能有一個清楚的結果。

然而，負責調查的工作人員在成都軍區(qū)翻出了一件往事，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1970年，陳夫子的“天才論”被毛主席批評，隨后四野相關將領都遭到敲打。這時空軍的吳中將仍不死心，大肆搞串聯，一些搞不清形勢的干部就被迷惑，做了錯事。

梁興初政治嗅覺不夠，允許一些錯誤言論在成都軍區(qū)發(fā)布，造成很不好的影響。

這種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專案組覺得在敏感的時局下應嚴肅處理。

因此中央在1972年3月下發(fā)的〔1972〕14號文件中，給梁興初、成都軍區(qū)第二政委陳仁麒、第三政委謝家祥三人做出定性——“上了賊船”，隨即他們都被隔離審查。

對于這個結果，梁興初有些難過，他立即寫了一封感情真摯的申訴信，希望中央能重新調查自己的問題。然后就服從安排，被隔離在了山西省太原市義井化工廠。

這一年梁興初59歲，已近花甲，工廠便讓他去相對輕松的輕工車間勞動，也算是一種照顧。其實梁興初是打鐵出身，干累活不會有任何意見，關鍵是需要精神方面的慰藉。

他多次向前來談話的政工干部表示，自己要寫更詳盡的報告，相信中央看過這些材料后，一定會糾正自己身上的“路線問題”。

生活中他本來也想找人說說家常、開開玩笑，但工友不知該以什么身份跟他相處，所以往往沒人搭話。這樣的日子，孤單感有多強不言而喻。

更難過的是，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機能退化，梁興初的健康問題日益嚴重。他身上有戰(zhàn)爭年代留下的九處彈孔，每逢天氣變化就會出現反應，瘙癢、疼痛等等特別折磨。

有一次他給妻子任桂蘭寫的信上說“有些腿疼”，妻子看后立馬就哭了。她明白丈夫的性格，若非疼得受不了，絕不可能表露出軟弱。于是，任桂蘭決定辭掉工作去陪丈夫。

任桂蘭按照程序向上面打申請，先說明梁興初目前的身體狀況，然后講出自己是醫(yī)護人員，可以照料梁興初。這樣對個人、對組織都是好事。

當時同類型的申請報告非常多，一道一道審批要弄很久。而且越是敏感的人物，上級越不愿惹麻煩，很可能被束之高閣。

任桂蘭知道這些現象，內心很焦急，只能一遍又一遍去找相關部門，奈何經常是無功而返。好在這份執(zhí)著是有用的，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得知了此事。

李德生跟梁興初早年并沒有什么接觸，不過作為解放軍政工系統的高級領導，他很清楚梁興初的為人，以及背后的問題。有些東西他沒辦法改變，但給予一定照顧還是可以的。

他親自打電話給專案組，希望“排除阻力，落實相對的干部政策”，這句話是一個態(tài)度，任桂蘭的申請因此很快得到批準，不久她帶著兩個孩子前往太原與梁興初一同生活。

有了家人在身邊，梁興初身心的苦悶都緩解不少，李德生將軍這個處理，非常人性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開始大力清理歷史舊案，很多老干部得到平反。梁興初見此非常激動，不斷上書，希望能解決自己的定性問題。

然而，由于他當初的位置和做法太特殊，組織一直沒有給予回應，為此還專門召開過會議商討。

同樣擔任過成都軍區(qū)司令員的秦基偉將軍說，自己在四川工作時，看到很多關于梁興初的材料，堆滿好幾個辦公桌，但沒有一個文件能明確梁興初到底犯了什么錯誤，所以應該重新審定。

有參會的人立即反對，認為先前已給出過定性，涉及到九一三的事不宜再平反。

兩種說法堅持不下時，中紀委負責人黃克誠說：當初給梁興初的定性是“反革命”，他戰(zhàn)爭年代留下過九處傷，誰見過為了革命不要命的“反革命”？

有黃老推動，1979年下半年梁興初終于解除勞動改造。但還是經歷了兩年的仔細審查，中央才在1981年10月給出最后的定論：梁興初當年沒有造成實質性危害，予以平反。

后來梁興初就帶著家人前往北京生活，組織本來打算安排他去沈陽或濟南軍區(qū)做顧問，享受大軍區(qū)正職待遇。

但梁興初拒絕了，他直言個人不需再做安排，余生只想寫寫回憶錄。不過希望組織能幫當初受自己牽連的干部恢復名譽，這是唯一的心愿。

吃過那么多苦，有機會提條件時，想到的卻是別人，這個品格，很令人敬佩。后來他真的沒有再去領導崗位工作，軍委也陸續(xù)為原成都軍區(qū)的干部平反，梁興初心里的石頭落了地。

1985年，梁興初病逝，這段波折的經歷，屬實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