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春，香港皇后碼頭的石階上，一位身著清朝官服的老人走得很快。

那會兒正是午后，海風(fēng)不大，陽光有些刺眼。

周圍幾個清廷隨員緊跟著他，步子卻顯然沒他利落。

有人低聲說了句：“周大人年紀大了，還這么有精神。”沒人敢接話，只是默默看著這位年過七旬的兩廣總督，神情不由得帶出幾分敬畏。

說來也巧，這張照片后來被翻出來時，大家第一眼看到的不是誰被抓了，而是他腳下的那個動作：步子邁得大，像是趕時間，但神情一點也不慌。

那時候誰都沒想到，這次南下，其實是他官場生涯最后一次公開出行。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年正是清光緒三十三年，國內(nèi)局勢已經(jīng)很不安穩(wěn)。

清政府剛剛頒布預(yù)備立憲的諭旨，表面上說是改革，其實朝廷內(nèi)部爭得不可開交。

新政派、保守派，各有算盤，誰也不肯讓步。

南方尤其亂，兩廣一帶，革命風(fēng)潮愈演愈烈。

廣州城內(nèi)外，已經(jīng)有人喊出“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的口號。

再往南一點，到了香港，那些同盟會的骨干分子正活躍得厲害。

對朝廷來說，這事兒不能拖。

可問題是——派誰去處理？那會兒清政府手上能用的不多，真正能鎮(zhèn)得住場面的官員，寥寥無幾。

于是，目光落在了一個人身上：周馥。

他不是武將出身，卻在軍政兩界都吃得開。

從安徽東至一路走來，他經(jīng)歷過太多事兒：太平天國、淮軍組建、洋務(wù)運動、甲午戰(zhàn)事、八國聯(lián)軍……他不是那種鋒芒畢露的人，但每次都站在關(guān)鍵位置，從不出錯。

李鴻章當年說過一句話：“此人不張揚，但可倚重。”這話傳了下來，也成了朝中對他的共識。

他接下這項任務(wù)時已經(jīng)七十歲。

這年紀本該在家頤養(yǎng)天年，可他沒推辭。

當時他只說了一句話：“南方若亂，大局難安。”

行動開始得很快。

清廷給了他相當大的權(quán)力，但對外卻是低調(diào)處理。

他親自到了香港，一方面協(xié)調(diào)當?shù)氐木瘎?wù)系統(tǒng)，一方面暗中布置線人，逐步收網(wǎng)。

那幾個月，香港的街頭巷尾其實風(fēng)聲很緊，但表面上風(fēng)平浪靜。

很多人后來才知道，有一批革命黨人就是在那個階段被秘密抓捕的。

周馥不是簡單的“緝捕官”，他更像一位冷靜的策略家。

他知道在英國統(tǒng)治下的香港辦事不容易，稍有差池就可能引發(fā)外交摩擦。

于是他幾乎每天都和香港總督府、警察廳的代表談判，很多次都談到深夜。

甚至有一次，英國方面公開質(zhì)疑清廷“越界執(zhí)法”，他回了一句話：“我朝律令不及貴地，但臣子之責(zé)，不容旁貸?！?/p>

這話傳出去后，連英方代表都點頭稱“周公識大局”。

他不咄咄逼人，但寸步不讓。

但說實話，這事兒真正難的，不是抓誰，而是怎么讓人服氣。

那段時間，香港的報館都在關(guān)注兩廣局勢，不少商人、士紳也在觀望。

周馥知道，光靠抓人解決不了問題。

他開始在廣州、佛山一帶推行一些新政措施：修路、興學(xué)、減稅、清吏治……他甚至親自主持開辦了幾所新式學(xué)堂，還請了西式師范來講課。

有人說：“這位周大人，倒像是要辦真的改良。”

不過，這些舉動并不是人人歡迎。

朝中有保守派看他不順眼，暗地里遞了好幾道折子，說他“過度引進洋法，動搖國本”。

周馥聽說后沒做正面回應(yīng)，只在給皇上的奏折里寫了一句：“臣年事已高，不敢言志，惟愿民安。”

他其實早就知道，自己這條路不會長。

那年秋天，他主動請辭，說是“風(fēng)疾加重，難以視事”。

朝廷批準了，他就此歸隱天津。

回到天津后，他住在租界邊上一處老宅子里，每天寫字、讀書、會客。

偶爾有人來訪，他也不多說往事。

有人問他：“您那次去香港，最難的是什么？”他笑了笑，只說：“人心。”

這事兒后來很少有人再提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兩廣很快宣布獨立。

清廷退位，皇帝遜位，政局徹底改天換地。

周馥那時已八十多歲，身體大不如前。

他的名字沒出現(xiàn)在任何一個新政府的名單里，也沒參與任何一種“復(fù)出”的聲音。

他像是早就知道這一切終究要來。

1921年，他病逝于天津，享年84歲。

清室賜謚“愨慎”，算是對他一生的肯定。

他留下的手稿、詩文、家訓(xùn)，后來被后人整理成《周愨慎公全集》。

其中有一段話寫得很平實：“為官者不可忘本，不可忘人，不可忘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