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北京冷得夠嗆。

一份聯(lián)名信直接拍到了中宣部部長的辦公桌上，落款足足有24個人。

這些人可不是路邊遛彎的大爺，全是當時黨內(nèi)理論界的頂流人物。

他們這次不為要錢，也不為升官，就為了一件事——“砸場子”。

砸誰的場子？

正是那個曾經(jīng)紅得發(fā)紫、被捧上神壇的《紅旗》雜志。

誰能想到，這本由毛主席親自起名、連標點符號都親自改過的“第一刊”，竟然會在自家人的筆桿子下，被逼到了懸崖邊上。

咱們把時間往回倒倒，說說這事兒的起因。

1978年那是啥年份？

用現(xiàn)在的流行語說，那就是“神仙打架”。

那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發(fā)出來，全國都在炸鍋。

光明日報發(fā)，人民日報轉，大家都在討論以后還得不得死守“兩個凡是”。

按理說，《紅旗》作為黨中央主辦的最高理論刊物，又是帶頭大哥，這時候必須出來走兩步，要么定個調，要么指條路。

結果呢？

它玩起了“隱身”。

這種沉默在當時那個極其敏感的政治圈里，那就叫“軟對抗”。

它就像個倔強的老頭，標榜自己這就是不聽那一套。

在那個風起云涌的關口，不說話本身，就是一種震耳欲聾的態(tài)度。

你得知道當年的《紅旗》有多牛，才能理解這種“不說話”有多嚇人。

1958年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拍板要辦這個刊物的時候，那是當親兒子養(yǎng)的。

名字是主席定的，意思是“旗幟鮮明”。

創(chuàng)刊號的發(fā)刊詞，主席是逐字逐句推敲的。

陳伯達當總編，鄧力群這些大筆桿子坐鎮(zhèn)。

它不僅僅是本雜志，那是那個年代的“定海神針”。

只要《紅旗》不發(fā)話，底下的干部心里就范嘀咕，誰也不敢隨便動彈。

權力的慣性太可怕了，它能讓人站上巔峰，也能讓人在轉彎的時候直接甩出賽道。

毛主席去世后，這車輪子還得往前滾啊。

他們以為只要把頭埋沙子里，這股“真理標準”的風就吹不過去，就能守住那個舊堡壘。

但他們錯了，而且錯得離譜。

這就回到了開頭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上，大家是真急眼了。

那24位大佬忍不了了，直接聯(lián)名上書。

這信寫得那叫一個狠，直指《紅旗》雜志“思想僵化”、“對真理標準討論態(tài)度曖昧”、“不僅不推動改革，反而成了絆腳石”。

這哪里是提意見，這分明就是給舊時代的理論陣地下了“病危通知書”。

這事兒引起了剛上任中宣部部長不久的胡耀邦的高度重視。

胡耀邦那性格大家都知道，眼里容不得沙子。

他看得很清楚，如果黨的喉舌還停留在過去，改革開放這就沒法唱。

他的態(tài)度很明確：誰要是阻礙思想解放，誰就得騰地方。

這一把火，直接把保守派的防線給燒穿了。

隨后的幾年里，雖然《紅旗》努力想要轉型，試圖跟上改革開放的步伐，但那個名字背后的歷史包袱實在太重了。

老百姓一看到“紅旗”這倆字，下意識想到的就是搞運動、大批判，而不是搞建設。

怎么改都覺得味兒不對。

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拉鋸戰(zhàn)中，歷史終于做出了選擇。

1987年12月16日，中央做出了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決定：撤銷《紅旗》雜志社。

這不僅僅是一本雜志的停刊，這是一個時代的謝幕。

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央黨校主辦的新刊物——《求是》。

從“紅旗”到“求是”，兩個字的變化，道盡了中國政治生態(tài)的滄桑巨變。

前者強調的是立場和斗爭，后者強調的是“實事求是”的探索。

歷史從來不講情面，跟不上趟的，連再見的機會都沒有。

1988年7月1日，《求是》創(chuàng)刊號擺上了報攤，封面上那兩個剛勁有力的大字，是鄧小平親筆題的。

這意味著，中國的理論界終于走出了“兩個凡是”的陰影，開始真正用實踐的眼光去打量這個從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的國家。

那一刻，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紅旗》時代，徹底畫上了句號。

參考資料：

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

陳鳳樓，《見證<求是>創(chuàng)刊》，學習時報，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