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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無風不起浪，當張桂梅校長要卸任的消息傳遍全網時，無數人為之揪心。大家既盼著她能功成身退，好好養(yǎng)病，又怕大山里的女孩們失去主心骨。

就在大家議論紛紛之時，官方一錘定音，直接擊碎了謠言。

12月21號開始，網上就出現了很多視頻，主題都是張桂梅要卸任華坪女高校長的消息。這些視頻中，有的甚至還得到了很多的點贊和上千條評論，

難道說，這個學校不能繼續(xù)辦下去，她只能被迫離開嗎？種種猜想下，官方也證實了！原來，這才是她被傳出離開“華坪女高”的真相。

看到真相的時候，不少人是松了一口氣，因為她對于華坪來說，已經不僅僅是校長那么簡單，更是一種“不滅精神”。

網友們也相信了這些人說的話，為張桂梅的這些年的付出點贊。

12月25日，就在大家還在為謠言扼腕嘆息或者送上祝福的時候，官方的消息把這一切推測都給摁滅了——假的。

如果非要給這個“辟謠”找一個最有力的證據，不是那幾行冰冷的通告，而是記者親自跑到獅子山下聽到的聲音。還沒進校門，那個熟悉的小喇叭聲就已經傳出來了，嘶啞卻有力，像是要把冬日的寒氣吼散。這就是張桂梅，她哪也沒去，依然守在那條學生們必經的路上。

但這種“守候”背后的代價，往往被我們輕描淡寫地略過了。張桂梅依然在崗，可這早已不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一場和時間的肉搏戰(zhàn)。

在華坪女高，時間是被擠壓到了極致的物理量。為了跟貧困搶奪命運，這里的課時長得驚人，白天一節(jié)課足足60分鐘，晚自習一上就是一個半小時，整個校園運轉得像個嚴絲合縫的鐘表。張桂梅就是那個必須時刻繃緊的發(fā)條。哪怕到了這般年紀，早上還是哪怕冬天也要比太陽起得早，拿著那個已經在今年5月被國家博物館正式收藏的小喇叭的“替身”，催促著姑娘們起床、洗漱。

有人可能不解，一個校長至于連吃飯走路都這么拼嗎？在她的辦公室里，抽屜一拉開，里面裝的不是文件零食，而是滿滿當當瓶瓶罐罐的藥。這就是她中午不在食堂吃飯的原因——藥太多，帶去食堂太扎眼，怕嚇著學生，也不方便。

于是，一塊簡單的餅、一碗粥，加上一大把藥片，就著冷開水吞下去，這就是她的午餐標準。吃完藥，她還得騎著電動車風風火火地往食堂趕。為啥騎車？

不是因為懶，是因為走路太慢，為了那能省出來的幾分鐘，她必須借力代步，只為了趕在學生吃完飯前那一刻，再盯著孩子們趕緊去午休。她給自己定的規(guī)矩，比給學生的還嚴，因為她覺得看病住院太奢侈，時間太寶貴，不如省下來給孩子們多上一會兒自習。

看著她如今爬個樓梯都氣喘吁吁的樣子，很難想象年輕時的張桂梅也是個愛漂亮、喜歡跳舞的姑娘。如今，常年的風濕和骨瘤把那些青春的愛好剝奪得一干二凈，手關節(jié)僵硬得連伸開都費勁。這也是為什么大家總能看到她手上貼滿了膏藥，不貼不行，不貼這手就動不了，抓不住扶手，也拿不起話筒。

這滿手的膏藥，成了她維持基本行動能力的“開關”。到了晚上，還得靠福利院那些她收養(yǎng)的孤兒們，一點點小心翼翼地幫她把這些嵌進肉里的膏藥撕下來。即便身體這般“破敗”，在很多原則問題上，她卻“摳”得近乎不近人情。

辦學這么多年，外界想捐款的企業(yè)不少，尤其是她出名之后，很多人想給她個人改善生活，或者給學校來點“高大上”的資助，都被她擋了回去。她有她的一套賬：學校運轉哪怕再難，哪怕自己當年需要到處去“化緣”拉投資，也不能把日子過得太奢靡。

有一次學生放假搞研學活動，有人提議按慣例做個“八菜一湯”讓孩子們吃好點，她當場就否了，說“四個菜足夠了”。不是舍不得給孩子吃，是怕孩子們習慣了浪費，只要營養(yǎng)夠了、吃飽了就行。這種“苦行僧”式的教育，不僅僅是在省錢，更是在給這些苦出身的女孩立規(guī)矩。

但也正是這種看似不合時宜的嚴苛，硬生生把兩千多名原本可能早早輟學、十幾歲就嫁人務農的女孩，托舉進了大學的校門。

1974年，當17歲的張桂梅剛踏上云南這片土地時，可能沒想到自己的一生會扎根在這里。她見過太多女孩書讀了一半被家里喊回去種地，十六歲就被安排說親。為了斬斷這條世代貧困的鎖鏈，2008年她建起了這所全國第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

教室里那死一般的寂靜，學生們低頭瘋狂記筆記的背影，甚至在操場上唱歌鼓舞士氣時的吶喊，都是因為大家都清楚：對于沒錢交學費、家里一年收入幾千塊的家庭來說，這是唯一的出路。

這種精神傳承有沒有斷代？之前有人擔心，孩子們飛出大山后，會不會就成了斷線的風箏？事實給了這種擔憂一記響亮的耳光。

當年的學生周云麗，明明已經在大城市的學校當上了數學老師，端上了穩(wěn)當的飯碗，最后還是辭職回到了母校任教。要知道，周云麗家里那是真苦，母親早逝，父親患有小兒麻痹，她自己視力還有問題，但她記得是女高把她從泥潭里拉出來的，所以她選擇回來拉更多人一把。

還有第一屆畢業(yè)的劉琪美，考上了醫(yī)科大學，這在山里是“金鳳凰”了。可畢業(yè)后，她放棄了進大公立醫(yī)院的機會，回到了華坪中醫(yī)院。面對恩師張桂梅“你怎么不出去闖闖”的責備，她的回答樸實得讓人想哭：“用學到的本事回報家鄉(xiāng)，難道不也是一種成功嗎？”現在，她早已是主治醫(yī)師，但干的最多的活兒是帶著護士下鄉(xiāng)，給那些癱瘓、中風的留守老人做康復。她走過的山路，正是當年張桂梅家訪走過的路。

除此之外，還有在邊疆當警察的、在政府做基層的……一大半的學生最后選擇了回到云南，在不同的崗位上扎下了根。

所以，當卸任的謠言散去，我們重新審視獅子山下那個瘦小的身影時，會發(fā)現她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從最初為了建校不顧尊嚴地去拉投資，到現在像老母雞一樣護著學生們吃每一頓飯，張桂梅其實早已把那個具體的“校長”職位，活成了一種符號。

只要她的手還能貼得住膏藥，只要那輛電動車還能騎得動，那個被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小喇叭的“替代品”依然會在每天清晨響起。她還在，華坪女高那盞通往希望的燈就還亮著，這就足以讓所有人安心。至于退休？在這個為了把女孩送出大山而幾乎把自己燃燒殆盡的老人心里，恐怕從來就沒有“卸任”這兩個字的位置，除非那盞燈，真正照亮了所有陰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