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我參軍入伍。我們這批新兵雖然是1974年12月底到達部隊的，但還是算1975年的兵。

說起我應征入伍的經歷，還是比較順利的。從1974年12月初我報名參軍開始，到12月底我到達部隊，都沒有發(fā)生什么曲折。但說起在部隊提干的事，在我身上還真是有個“小插曲”，而這個“小插曲”，也讓我至今難忘。

當年12月底，我們這批新兵到達部隊，經過三個月的新兵訓練后下連隊。第一年，我當的是通信員。由于我字寫得比較好，再加上我平時辦事跑腿比較勤快，連長和指導員都很欣賞我。于是到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初，我就被任命為連隊文書。

七十年代時，在一般的部隊里，連部的叫文書，職級是班長；營部的叫書記，是正排級干部，23級，每個月拿52元的工資（現在看來52元可能不算什么，但在當時，這可是一筆巨款，普通的戰(zhàn)士第一年的津貼每個月才6元）。但也有特例，有一些部隊，比如鐵道兵和工程兵，他們營部和連部都叫文書。

在文書的任上，我一干就是三年多，轉眼時間就來到了1979年6月。在這三年多里，我成功入了黨（在當時，這是很不容易的），同時我也成了連里的“提干苗子”。

但當時已經是1979年中旬，不能直接從戰(zhàn)士中提干的命令已經開始逐漸下發(fā)。我們部隊也一樣，幾乎沒有了直接從戰(zhàn)士中提干的名額和機會。而以后，想要提干，就要先上軍校。

知道自己底子薄（當時我是初中畢業(yè)），而且在部隊已經工作和生活了四年多，我本已經不抱希望，準備在當年年底退伍回家。但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到1979年8月，終于又有了一次提干的機會，同時這也是從戰(zhàn)士中提干的最后一次機會，是唯一的希望了。

當時團里宣布，要從全團的戰(zhàn)士中挑選出一批骨干到教導大隊進行培訓，培訓完成合格后，就可以提干。我們連隊分到了一個名額，但當時有兩個候選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一位來自山東的老班長（姓王，比我早一年入伍，是1974年的兵，各項素質都很過硬，也是連里的提干人選）。

只有一個名額，卻有兩個候選人，到底我們兩個由誰去，到底讓誰提干？連長和指導員在經過一番思考后，為了公平起見，決定對我們兩個人進行考試：誰成績好，誰就提干，誰就去教導大隊進行培訓。

記得在選拔方式下來后不久的一個晚上，剛熄燈不久，老王就來我們宿舍找我了。到今天，四十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刮著小風，星星也很亮，我跟老王就這樣，并排在宿舍門口坐著。

我知道，老王是一個要強的人，要是沒有什么要緊的事，不會大半夜在熄燈后來找我。果然剛坐下沒多久，老王就開口了，他面色凝重的向我講述了他目前的處境和他家里的情況。他說他是家里的長子，底下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父親和母親在老家一直都是務農。雖然家庭條件比較拮據，但他的老父親還是一直供他讀到了初中畢業(yè)。在初中畢業(yè)后，有了當兵的機會，他的老父親也是立馬就讓他來部隊當兵。他說他的老父親做這么多，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就是為了想讓他改變自己的命運。說到此處，老王已經泣不成聲。

我當然知道老王的意思，于是我在一番思考后，也開口了，我說：“王班長，我平時的成績就不如你，各項素質也沒有你過硬，你盡管盡全力去考，放心，我肯定考不過你。而且，我是城市兵，退伍回去也是有工作的，所以我不留在部隊也沒事，你盡管放心好了。”

聽完我的話后，老王那凝重的神情終于放松了下來。在一分鐘的靜默后，老王站了起來，在給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后，就轉身離開了。我看著老王那逐漸走遠的背影，心里在想，我的話對老王來說，其實也只是安慰作用，因為他平時的成績本來就比我好，在業(yè)務上也比我熟練的多，所以要是不出意外，這個提干名額也是非他莫屬。當然，我打心底里，也是想讓他提干留在部隊。

最后，選拔考試如期而至，而果然不出我所料，老王最后的綜合成績比我高兩分。就這樣，老王去教導大隊參加了培訓，在培訓合格后，回來就提干當了排長，之后，他又在部隊工作和生活了十年，到1989年，轉業(yè)回到地方，繼續(xù)工作，直到前幾年退休。而我，在當年年底，就從部隊退伍回到了地方，也是一直工作，直到前兩年退休。

歲月荏苒，白駒過隙，轉眼到今天，已經四十多年過去了，每每想到在部隊工作和生活的經歷，還是難以忘懷。

當兵的日子，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