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張獻忠“屠川”值得再思考

——從彭山江口沉銀遺址考古發(fā)現得到的啟示

李后強

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敗者的沉默與勝者的筆墨之間。張獻忠“屠川”之說，三百年來眾口鑠金，然而現代考古發(fā)現與學術研究正悄然改寫這段歷史。我們在研讀王綱的《張獻忠研究文集》與《張獻忠大西農民軍史》后，數次專程到彭山江口沉銀遺址考古現場和博物館調研，感到張獻忠“屠川”可能是重大歷史冤案，值得再思考。

一、史料來源的可靠性質疑

傳統(tǒng)史書對張獻忠的描述大多源于清朝官方記載和明代遺民敘述。這些史料存在明顯偏見，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往往將前朝罪惡夸大，以證明自身取代的合法性。《明史》中記載張獻忠“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這一數字顯然夸大其詞，因為明末全國人口僅約一億，四川人口最多不過數百萬人。清初統(tǒng)治者需要將其對四川的征服戰(zhàn)爭正當化，將四川人口銳減歸咎于張獻忠是最有效的方式。地方志和民間檔案呈現了不同的歷史畫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王綱研究員在20多年的研究中，運用大量地方志史料而非文人創(chuàng)作資料，參考民間實錄而非官方正史，發(fā)現了許多與傳統(tǒng)認知相悖的證據。西方傳教士的記載也顯示，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之初，“在朝之官統(tǒng)計千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還有許多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大西政權的科舉考試。這些現象難以與“屠川”的說法相協(xié)調。

張獻忠像（圖源：企業(yè)家日報）

二、大西政權的治理實踐

張獻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權，定都成都，改王稱帝，設六部五軍都督府等官職。這個政權存在時間雖短，但實施了一系列有遠見的治理措施。在政治與法律方面，大西政權建立了完整的行政體系，包括內閣六部和地方政權。他們推行嚴密的戶籍和治安管理，比如使用符驗系統(tǒng)進行人口控制。同時頒布了《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這樣的法令來規(guī)范社會秩序。在經濟政策方面，大西政權采取了沒收明朝宗室財產、向富商征稅等措施。他們還鑄造“大順通寶”貨幣，對新附地區(qū)實行免稅政策，實施了有利于農民生計的措施，并采取了一些賑濟貧民的措施。江口沉銀遺址出土的銀錠銘文證明張獻忠在四川建立了正常的稅收系統(tǒng)，而非單純的搶掠。在社會文化方面，他們通過開科取士選拔人才，得到知識分子的積極響應和擁護。在宗教與思想方面，允許與外國傳教士接觸，但總體上實行嚴格的思想控制。

江口沉銀遺址出土的銀錠

作為一個有抱負建立長期政權的統(tǒng)治者，張獻忠需要穩(wěn)定的財政收入和人力資源，大規(guī)模屠殺百姓顯然與這一目標相悖，顯然沒有“屠川”動機和理由。大西軍具有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紀律要求。史料記載，張獻忠軍中“法素嚴，無敢爭者”，有明確的獎懲制度，凡在戰(zhàn)斗中立功者論功給獎，凡犯錯誤者不論將帥士卒同樣受罰�！洞笪黩旘T營都督府劉禁約碑》的碑文記錄了明確的軍隊禁令：“本府秉公奉法，號令森嚴，務期兵民守分相安”，并嚴格禁止“妄害良民”的行為。

珍貴的西王賞功金幣

三、考古發(fā)現與歷史真相

彭山江口沉銀遺址的考古發(fā)掘為重新評估張獻忠提供了關鍵證據。2005年和2011年，該遺址出土了大量銀錠，其中一些刻有“大西眉州征完元年分半征糧銀五十兩”等銘文。這些實物證據表明，張獻忠在控制區(qū)建立了正常的稅收和管理體系，這與“殺人魔王”的形象相去甚遠。出土的銀錠來自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與張獻忠的轉戰(zhàn)路線吻合，說明其財富積累主要來源于明朝官府、藩王和官僚富豪征收，而非對普通百姓的搶掠。銀錠上的地名記錄顯示了張獻忠大西軍的活動軌跡，卻沒有提供大規(guī)模屠殺平民的證據�？脊虐l(fā)現還證實，張獻忠的沉銀是有計劃的戰(zhàn)略行動。面對清軍和明朝殘余勢力的夾擊，他選擇將財富沉入江中，以免資敵。這種戰(zhàn)略考量與純粹嗜殺成性的形象不符。

四、四川人口減少的多因素分析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是歷史事實，但將這一責任完全歸咎于張獻忠過于簡單化。實際上，四川人口減少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清軍入川后的三次大規(guī)模戰(zhàn)爭是導致人口減少的重要因素。1647年肅親王豪格入川鎮(zhèn)壓大西軍及南明武裝，1664年清軍對夔東十三家義軍的鎮(zhèn)壓，以及1674—1682年“三藩之亂”中吳三桂亂川，都造成了大量人口損失。南明政權、地方武裝以及自然災害也是重要因素。史料記載，南明官軍“淫污劫殺，慘不可言”，地主武裝同樣殘忍，加上瘟疫、饑饉與虎患等自然災害，共同導致了四川人口的銳減。從時間上看，張獻忠1646年戰(zhàn)死，而四川人口的最低點出現在17世紀80年代，遠在他去世之后。順治十八年（1661年），四川僅有約8萬人，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統(tǒng)計只有人口“四萬丁”，折合約20萬人。這一數據表明，清初的戰(zhàn)爭和治理才是四川人口銳減的主因。

五、重新審視張獻忠的歷史地位

張獻忠作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其歷史地位值得重新評估。他與李自成同為明末農民戰(zhàn)爭的重要領導人，推翻了明朝在四川的統(tǒng)治，建立了大西政權。在面對清軍入侵時，張獻忠選擇了抵抗而非投降，表現出民族氣節(jié)。史料記載，清朝統(tǒng)治者多次招降張獻忠，承諾“率眾歸降，自當優(yōu)加擢敘，世世子孫，永享富貴”，但均遭拒絕。大西軍余部在張獻忠犧牲后繼續(xù)抗清，轉變?yōu)槟厦髡䴔嗟闹匾С至α�，李定國等人成為抗清名將，這一歷史事實也挑戰(zhàn)了對張獻忠的簡單負面評價。

六、歷史書寫的復雜性與現實意義

歷史解讀往往隨著新的證據和時代變遷而演變。張獻忠形象的黑化，部分源于清初政治需要，部分源于傳統(tǒng)史學的正統(tǒng)觀念。對張獻忠評價的重新思考，不僅關乎對一個個歷史人物的公正評價，更關系到我們如何理解歷史書寫本身的復雜性。考古發(fā)現與地方史料的挖掘為我們提供了重新審視歷史的機會。江口沉銀遺址的考古成果啟示我們，歷史研究應當重視實物證據，超越傳統(tǒng)史書的局限。對張獻忠評價的修正，也是對抗戰(zhàn)亂、珍視和平的反思。明末清初的四川悲劇是多方勢力共同造成的，將責任簡單歸咎于個人，無助于我們深入理解歷史的復雜性。在四川彭山江口沉銀遺址，考古工作者仍在小心翼翼地打撈歷史。每一件出水的銀錠，上面清晰的銘文不僅是稅收的記錄，更是對那段被妖魔化歷史的最有力質疑。歷史是當時的勝利者編撰的，失敗的死者無法申辯和澄清。當我們從碎片中重建歷史真相時，也是在重新定義公正與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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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李后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