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權(quán)力這玩意兒燙手，但對1929年只有28歲的張學(xué)良來說，這權(quán)力更像一塊冰，一塊從他父親張作霖尸骨上刮下來的、帶著血的冰。

他必須把它攥在手里，攥到融化，否則，凍僵的就是他自己。

故事的高潮，也是終點，就定格在1929年1月10號那天。

奉天大帥府，天陰得跟鉛塊似的，北風(fēng)刮在臉上像刀子。

府里的老虎廳卻燒著暖氣，熱得發(fā)悶，可這熱氣怎么也烘不散屋里那股子要命的涼意。

張學(xué)良坐在主位上，臉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他對面是楊宇霆和常蔭槐，奉系的老臣子，他父親的左膀右臂。

這二位是來下命令的，不是來商量的。

他們手里拿著一份文件，要成立個什么“東北鐵路督辦公署”，話里話外的意思就是，你張學(xué)良今天必須把字簽了，這事兒就這么定了。

那口氣，不像跟上司說話，倒像是在教訓(xùn)一個不聽話的晚輩。

張學(xué)良沒接那茬，只是淡淡地說，天晚了，不如先吃飯，吃完飯再慢慢聊。

楊宇霆大概是覺得這話說得太軟，直接一擺手，那姿態(tài)里帶著一股子不耐煩和輕視，意思是“別來這套，趕緊簽字”。

就是這個動作，把所有事都推到了頭。

張學(xué)良站了起來，看著他倆，一字一頓地說：“我待二位，仁至義盡。”

說完，轉(zhuǎn)身就進了旁邊的隔間。

他的人影一消失，早就藏在屏風(fēng)后面的衛(wèi)隊就沖了出來。

槍栓拉動的聲音都沒聽清，槍聲就炸了。

剛才還不可一世的楊宇霆，還有那個跟著他一起來的常蔭槐，倆人像兩條麻袋一樣倒在了地上，老虎廳名貴的波斯地毯，瞬間就被染紅了。

從皇姑屯那聲爆炸，到老虎廳這片槍聲，中間只隔了七個月。

張學(xué)半為啥非要對自己老爹留下的心腹下這種狠手？

這事兒要是只看成搶班奪權(quán)，那就太簡單了。

這槍聲里，藏著的是新舊兩代人的決裂，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救國路線的死磕。

想弄明白這槍為什么非開不可，得把時間往前倒幾年，回到1925年的那個冬天，那一年，雪下得特別大，血也流得特別多。

那年頭，奉系出了件大事，叫郭松齡反奉。

郭松齡這個人，陸軍大學(xué)出來的高材生，是張學(xué)良的老師，更是他最鐵的哥們兒。

倆人好得跟一個人似的，都想著要把東北這攤子事兒給整頓好，弄出個新氣象。

但郭松齡這人太理想，看不慣奉系里那些老派軍閥的做派，尤其跟楊宇霆，簡直就是天生的對頭。

楊宇霆呢，日本陸軍士官學(xué)校畢業(yè)的，是老帥張作霖最信得過的“大腦”。

一個，是琢磨著怎么玩轉(zhuǎn)權(quán)力的老江湖；一個，是琢磨著怎么實現(xiàn)理想的愣頭青。

倆人的道不同，早晚要撞車。

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打完，論功行賞的時候，郭松齡覺得自己功勞最大，結(jié)果分到的好處最少，他把這筆賬，全算在了楊宇霆頭上，覺得是楊宇霆在背后搞鬼，排擠他。

后來郭松齡在日本，風(fēng)聞張作霖可能要跟日本人簽什么密約，承認那個屈辱的“二十一條”。

家國情懷加上個人恩怨，一下子全爆了，他當(dāng)即決定帶兵回頭，打回奉天，清君側(cè)。

可這事兒最后還是辦砸了。

日本關(guān)東軍一插手，郭松齡的部隊馬上就垮了，他跟媳婦倆人跑路的時候被抓住。

那會兒張學(xué)良是真的急了，到處求情，跑去跟他爹張作霖哭，說郭松齡是他老師，是他兄弟，念在舊情上，饒他一命。

可這時候，楊宇霆站了出來，跟張作霖說得斬釘截鐵：“這個人要是不除掉，以后必定是大禍害。”

楊宇霆心里門兒清，郭松齡在奉軍那些年輕軍官里威望太高了，是張學(xué)良將來真正掌握軍隊的王牌。

弄死郭松齡，不光是幫張作霖拔掉一根刺，更是給自己未來的政治道路清除了一個最大的對手。

最后，張作霖正在氣頭上，聽了楊宇霆這番話，下了死命令。

郭松齡夫婦被槍決，尸體還在大冬天里被扒光了掛起來示眾，掛了三天。

自己最敬重的老師、最好的朋友就這么慘死，這件事在張學(xué)良心里，就像被捅了一刀，傷口再也沒好過。

他認定了，是楊宇霆的讒言和心狠手辣害死了郭松齡。

這道用血劃出來的口子，從那時候起，就橫在了他和楊宇霆中間。

三年后，1928年6月，皇姑屯那聲巨響，把張作霖送走了，也把整個東北推到了懸崖邊上。

27歲的張學(xué)良，稀里糊涂地就得扛起這個家。

他接手的，不光是權(quán)力，更是一個外面有日本人虎視眈眈，里面有一幫老家伙倚老賣老的爛攤子。

楊宇霆這時候已經(jīng)是東北事實上的二把手了。

他管著保安總司令部的總參議，還捏著奉系的命根子——兵工廠。

在張作霖那會兒，他雖然權(quán)大，但對著那個土匪出身、霸氣外露的老帥，多少還有點敬畏。

可現(xiàn)在，老板換成了他從小看到大的“小六子”，他那點敬畏心就全沒了。

在他心里，張學(xué)良還是那個需要他來教導(dǎo)的毛頭小子。

張學(xué)良剛回沈陽，為了穩(wěn)住局面，特地跑到灤州去見楊宇霆，姿態(tài)放得特別低，甚至說，奉天這邊的軍政大事，都可以交給楊叔來管。

這話說得夠意思了，既是拉攏，也是試探。

結(jié)果楊宇霆一句話就把他頂了回去：“漢卿啊，我跟你爹處得來，跟你處不來。

咱倆想的、做的，不是一回事?！?/p>

從那以后，楊宇霆就真把自己當(dāng)成托孤重臣了，事事都要插一手。

他去張學(xué)良的辦公室，連門都不敲，推門就進，坐下就開始對張學(xué)良的各種決定評頭論足，指點江山。

更過分的是，在公開場合，他還一口一個“小六子”地叫，完全沒把張學(xué)良當(dāng)成東北的最高統(tǒng)治者。

這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叔侄間的別扭了，這是兩種觀念的正面沖突。

張學(xué)良受的是新式教育，想的是整個國家，而楊宇霆腦子里還是老一套，想的是奉系的地盤和利益。

真正把倆人徹底推向?qū)α⒚娴?，是“東北易幟”這件大事。

1928年，蔣介石的北伐軍打到了北京，名義上統(tǒng)一了全國。

張學(xué)良看得很清楚，東北要想不被日本人一口吞掉，唯一的出路就是跟南京的國民政府站在一起，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大家抱團取暖。

可這個想法，遭到了楊宇霆的拼死反對。

楊宇霆的算盤是，讓東北繼續(xù)“獨立”，關(guān)起門來自己過。

他甚至想跟日本人眉來眼去，利用日本人來牽制南京，好保住奉系這塊自留地。

他的邏輯很簡單：地盤比國家大，奉系的利益比民族的主權(quán)重要。

為了這事，倆人在會上吵了不知道多少次。

楊宇霆拉著一幫老臣子，明著跟張學(xué)良叫板。

1928年12月29日，張學(xué)良頂著巨大的壓力，通電全國，宣布東北服從國民政府，所有奉天旗幟全部換成青天白日旗。

消息一出，全國振奮。

可在沈陽，楊宇霆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了憤怒——他拒絕參加換旗儀式，自己家里也堅決不掛新國旗。

這一下，張學(xué)良徹底看明白了。

楊宇霆這個人，已經(jīng)不只是在挑戰(zhàn)他個人的權(quán)威了，他是在阻礙整個東北的前途，是在破壞國家統(tǒng)一的大業(yè)。

只要楊宇霆還在一天，他張學(xué)良的命令就出不了大帥府，東北就永遠是一盤散沙。

于是，就有了老虎廳里那場最后的攤牌。

楊宇霆和常蔭槐拿著那份成立鐵路督辦公署的文件，實際上就是想把東北的經(jīng)濟命脈徹底抓到自己手里，把張學(xué)良徹底架空。

他們以為，這個“小六子”還是那個可以任由他們拿捏的晚輩。

他們沒料到，這只“小老虎”已經(jīng)被逼到了墻角，退無可退了。

槍響之后，東北安靜了。

張學(xué)良用最直接、最血腥的方式，告訴所有人，誰才是這里真正的主人。

多年以后，胡適評價說，如果楊宇霆不死，東北或許不會丟。

張學(xué)良自己晚年在美國也承認，殺楊宇霆是他一生中最魯莽、最后悔的一件事。

槍聲之后不過兩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日軍的鐵蹄踏遍了東北大地。

張學(xué)良成了“不抵抗將軍”，背負著罵名，顛沛流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