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趙佶登基之初，二十歲的少年皇帝迎接的是一個很有錢的天下。國庫富裕到甚至有些臃腫。

神宗朝王安石變法，青苗、免役、市易、方田等法，雖然在士大夫間留下滔天罵名，卻實實在在榨出了前所未有的財政收入。

史載，神宗朝歲入曾超過一億兩，幾乎是同時期北宋開國初的三倍。徽宗繼位時，年財政收入在七千萬到九千萬之間，折算糧米，堆起來可以填滿汴梁外城的倉廩。常平倉、太倉、左藏庫，糧帛絹匹，動輒以百萬計。

看著這些數(shù)字，徽宗心底生出一種篤信：天下之患，不過錢糧而已。有了銀子，軍隊可養(yǎng)，災(zāi)民可恤，工程可興，士人可安。

一個皇帝手里捏著足夠的錢，就像一個賭徒握著一大把籌碼，天色再壞，他也不怕。

然而錢袋子解決不了朝堂上的火藥味。

新法與舊法之爭，自王安石始，至徽宗時已是撕裂成傷口。

熙寧元年，王安石曾上奏著名“三不”——“祖宗之法，不足守；天下之事，不可知；人言不足恤?！?/p>

這幾句話后來成了舊黨士人的噩夢：這動搖了儒家治國之道的根基，是對“道統(tǒng)”的公然挑釁。

自此以后，朝中相互攻訐，從沒停過。

徽宗剛繼位不久，就有大臣上疏，痛罵王安石新法荼毒天下，百姓流離失所；另一邊則有人反擊，說祖宗之法早已陳腐，不革新就必亡國。

廷議時爭到面紅耳赤，御史彈劾宰執(zhí)，宰執(zhí)反劾御史，文字之鋒，比刀劍更利。

徽宗坐在殿中，眼看新舊黨互相指著對方鼻子罵“誤國”。一個年輕皇帝若是任由他們拉扯，很快就會被裹挾成某一派的旗手。

可是他不甘心。

他想要的不是做黨爭的裁判，而是做超越黨爭的造法者。

既然祖宗之法不足守，天命難道不能造？

想到這里，徽宗的胸中豪氣頓生。

但要造法，首先得有一個說得過去的合法性。

“道統(tǒng)”是儒家知識分子的共識與信仰，是他們參與政治的天命之據(jù)。可偏偏，這套共識已經(jīng)在王安石的“三不”下支離破碎。

祖宗之法不足守，等于把所有士人賴以立身的根據(jù)推翻了。新黨說圣人之道要與時俱進，舊黨說圣賢之言不可輕改，雙方都自稱是道統(tǒng)，結(jié)果是天下沒有道統(tǒng)。

在徽宗看來，這是個死局。倘若繼續(xù)在儒學正統(tǒng)里打轉(zhuǎn)，永遠也走不出泥淖。

而要跳出死局，恐怕要新開爐灶。

于是他拐了個彎，把視線投向道教。

他自稱“道君皇帝”，在太廟、宮廷頻繁設(shè)醮，篤信道士林靈素之言，把道家符箓與政治語言結(jié)合起來。

既然打算讓儒家從“正統(tǒng)”撤出，他干脆下令擴充太學，試圖廢棄單純的經(jīng)義科舉，改立新的學制。

皇帝心里很清楚：只要新一代士子在新的考試制度里出身，他們就是他的子弟兵，而不是舊黨門生。

合法性可以重建，但未必還要依賴儒家。即便暫時還要依靠儒家，至少要把解釋權(quán)從士大夫手里奪過來，放在自己這里。

這是徽宗極大的冒險，也是他最大的野心。

蔡京正是在這個時候，重新走到舞臺中央。

他從《易經(jīng)·豐卦》里拈出四個字——“豐亨豫大”。

據(jù)《宋史·蔡京傳》記載，這幾乎成了他對外宣示的綱領(lǐng)，甚至被刻石立碑，遍懸殿堂。

徽宗聽罷如獲至寶。

這四個字太貼切了，正是當下盛世的注腳：既然國庫豐盈，天下自然該是豐盛、通達、喜樂、廣大。

于是有了大范圍的賑濟。

《宋史·食貨志》載：“置居養(yǎng)院于京師，凡八十歲無告者，給廩以養(yǎng)之?！?/p>

又有“漏澤園”，收葬無主之骸。賑濟之舉，遍及京畿與江浙。

在徽宗看來，如此德政，恰是“亨”“豫”的落實。

與此同時，艮岳工程浩浩蕩蕩。

《東京夢華錄》與《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花石綱自江南北上，動輒千艘，徭役數(shù)萬。

奇石珍禽，無所不至。

徽宗自題御筆，流連其間，把這看作“大”的象征。

賑濟顯仁心，艮岳顯氣象。蔡京巧妙地把二者并列：這是合法性的兩翼。

然而，《宋史·食貨志》同樣記下另一面：徽宗朝“歲入七八千萬緡”，其法多出于青苗、市易之舊。蔡京又增鹽鈔、榷茶、和買，幾乎無物不稅。

收入雖然龐大，但軍費常年占去四成，宮廷工程再耗兩成。每逢旱澇，臨時賑濟便要拆東墻補西墻。

史家說得直白：“歲雖入多，而出亦無余?！?/strong>

換句話說，徽宗看到的是豐亨的幻象，實際上財政并沒有他以為的那么穩(wěn)固。

所謂賑濟，先要把百姓的錢收走再施舍回來。

所謂艮岳，耗費的正是這些倉廩之數(shù)。

豐亨豫大，在皇帝眼里是新道統(tǒng)的合法性，在蔡京眼里是逢迎的辭藻，在百姓眼里——只是又提高了一層賦稅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