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新加坡。

44歲的黃士豪坐在鏡頭前，聊起三十幾年前，那個躲在門后、聽著債主砸門聲瑟瑟發(fā)抖的小男孩，眼眶還是紅了。

“那時候我就想，是不是我乖一點，人家就不會來砸我們家的門？”

他聲音很輕，但這句話，像一顆石子投進深潭，濺起的是無數(shù)人內(nèi)心關(guān)于貧窮、恐懼與羞恥的回聲。

這個如今身家數(shù)億、移民新加坡、公司做到聯(lián)合國的CEO，曾經(jīng)被3000萬債務壓得想一了百了。

你可能會想，這又是一個老套的“欠債還錢、咸魚翻身”的故事吧？

還真不是。

他的逆襲，不是靠中彩票，不是靠貴人突然塞給他一個億。

他說，他能活過來，只因為一個詞——“轉(zhuǎn)念”。就是把腦子里的那個開關(guān)，從“我怎么這么倒霉”撥到“這事兒想教會我什么”。

說白了，心態(tài)決定命運。

這詞兒聽著像雞湯，但黃士豪用自己從地獄爬回人間的30年，硬是把這碗雞湯，熬成了能救命的手術(shù)刀。

故事要從臺南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說起。

黃士豪的父親，在他眼里曾經(jīng)是無所不能的“超人”。

但小學四年級那年，“超人”從神壇跌落。

因為替人擔保，父親生意失敗，欠下巨債。

從那以后，“砰、砰、砰”的砸門聲，就成了黃士豪童年最刻骨銘心的背景音樂。

他說，那時候家里像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敵人就是每一個可能上門的債主。

為了躲債，一家人被迫不斷搬家。

黃士豪永遠記得那個畫面：母親臉色煞白，拉著年幼的他，從后門溜出去，像做賊一樣穿梭在夜色里。

他不是去玩，而是去“避難”。

這種“逃亡”的滋味，讓小小的他，心里種下了一顆自卑的種子。

他開始討好所有人，在學校里拼命當個好學生，以為只要自己足夠乖、足夠優(yōu)秀，就能換來生活的平靜。

然而，生活的重錘并沒有因為他的乖巧就放過這個家。

高二那年，原本就體弱的父親，因糖尿病惡化導致雙目失明。家里唯一的經(jīng)濟支柱徹底倒了，還多了一筆天文數(shù)字般的醫(yī)療費。

原本的債務還沒還清，新的窟窿又挖下了。

黃士豪看著躺在床上的父親，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家的天，真的塌了，而他，必須想辦法把天頂起來。

你能想象嗎？一個高中生，別人在想著周末去哪兒玩、追哪個明星，他腦子里想的卻是“下個月的住院費在哪里”。

他說，那時候根本不敢有夢想，因為夢想太奢侈了。

他能做的，就是拼命讀書，考上好大學，找份好工作，盡快賺錢。

2000年左右，他從成功大學畢業(yè)后，憑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去英國南安普頓大學攻讀管理碩士的機會。

這聽起來像個轉(zhuǎn)機，對吧？名校、海歸、光明的未來。

但對黃士豪來說，這卻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出國讀書的錢是借的，是湊的，是把全家最后一點力氣榨干才擠出來的。

他心里清楚，這張機票，不是飛向夢想的，而是飛向一個更大債務深淵的。

在英國，他不敢參加任何社交，不敢多花一英鎊，住在最便宜的宿舍里，每天掰著手指頭算生活費。

那種深入骨髓的匱乏感，像幽靈一樣，如影隨形。

2011年，碩士畢業(yè)后的黃士豪，沒有選擇留在英國，而是去了上海。

那時候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遍地是機會。

他進了一家科技公司做臺干，年薪百萬，聽起來風光無限。

他把所有的工資都匯回臺灣還債。

但即便年薪百萬，在高額的債務面前，依然是杯水車薪。

他算過一筆賬：家里欠的錢，加上父親的醫(yī)療費，本息滾下來，竟然高達3000萬新臺幣。

3000萬，像個巨大的黑洞，吞噬著他所有的努力。

每個月工資一到賬，還沒捂熱，就轉(zhuǎn)手進了債主的口袋。他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便宜的便當，不敢談戀愛，不敢有任何愛好。

有一次，他生了病，躺在床上發(fā)高燒，連去醫(yī)院的勇氣都沒有——不是怕打針，是怕花錢。

那一刻，絕望像潮水一樣把他淹沒了。

他說，那是他人生的至暗時刻，他甚至想過，是不是一了百了，就解脫了。

就在那個最灰暗的夜晚，渾身發(fā)燙的黃士豪躺在床上，腦子里像走馬燈一樣。

突然，他想起了小時候，母親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會在逢年過節(jié)想方設(shè)法給他煮一碗紅燒肉。

他想起了雙目失明的父親，雖然再也看不見，但每次聽到他的聲音，臉上總會浮現(xiàn)出那種“我兒子回來了”的安心笑容。

他問自己：我死了，債務就沒了，但媽媽怎么辦？爸爸怎么辦？他們的天，就真的徹底塌了。

也就是在那一刻，他心里那個叫“絕望”的開關(guān)，被“責任”撥動了一下。

他說，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責任”這個詞的英文——Response Ability，就是“回應的能力”。

面對眼前的困境，你是選擇用死亡來回應，還是選擇用活下去、而且要好地活下去來回應？

他選擇了后者。

這個“轉(zhuǎn)念”，不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而是一個瀕死的溺水者，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但這個“轉(zhuǎn)念”，不是喊喊口號就行。

他告訴自己：我不能再用“現(xiàn)在的我”來定義未來。如果我用“一個欠了3000萬、快活不下去的倒霉蛋”來定義自己，那我這輩子就真完了。

我必須用“我想要達到的未來”來定義現(xiàn)在的我。

比如，他想成為一個財務自由、能幫助別人的人。

那么，現(xiàn)在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在為那個“未來的自己”鋪路。

心態(tài)變了，看問題的角度就全變了。

以前，他覺得每個月還債是在“割肉”，疼得撕心裂肺。

轉(zhuǎn)念之后，他把還債當成是“對自己未來信用的一場投資”。

他開始系統(tǒng)性地分析自己的財務狀況，把每一筆收入和支出都清清楚楚地列出來。

他發(fā)現(xiàn)，問題的核心不是債務總額有多大，而是“現(xiàn)金流”。

只要他每個月的現(xiàn)金流是正的，也就是收入大于支出，他就有主動權(quán)。

他開始執(zhí)行一項看似“反常識”的策略：不急著把所有的錢都拿去還債，而是留下一半，用于投資自己和學習。

他報了很多課，讀了很多書，甚至后來還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了價值投資學程。

這在很多人看來簡直是瘋了——你都欠一屁股債了，還花錢去讀書？

但黃士豪認準一個死理：只有讓自己變得更值錢，才能賺到更多的錢，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問題。

在上海的那8年，是他“能力堆疊”的8年。

他從一個普通的技術(shù)人員，主動申請轉(zhuǎn)到業(yè)務部門，因為他想離“賺錢”更近。

他去問公司里收入最高的人，是怎么做到的，然后照著學。

他像個海綿一樣，瘋狂吸收所有能讓他增值的知識和技能。

他形容那段日子，就像是在給自己打造一把鑰匙，一把能打開債務牢籠的鑰匙。

他還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寫日記。不是記流水賬，而是覺察自己的內(nèi)心。

他把每天的情緒、恐懼、焦慮、希望都寫下來。通過寫作，他把自己從那個被債務追著跑的“受害者”角色里抽離出來，變成了一個觀察者。

他發(fā)現(xiàn)，很多恐懼，寫出來之后，就沒那么可怕了。

這個方法，他堅持了十幾年，直到今天。

2018年，是他人生的又一個轉(zhuǎn)折點。

這一年，他終于實現(xiàn)了一個里程碑：他的資產(chǎn)，第一次超過了總負債。

從負數(shù)到歸零，他用了整整7年。

那一刻，他沒有狂喜，只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平靜。

他終于可以對自己說：你做到了。也是這一年，他選擇離開打拼了8年的上海，回到臺灣。

因為，他終于有了選擇的權(quán)利，可以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了。

回到臺灣后，黃士豪沒有急著再去找一份高薪工作，而是做了一系列“不務正業(yè)”的事。

他跑去POP Radio電臺，主持了一個叫《夢想實驗室》的節(jié)目，采訪了100多位他眼中的“夢想家”。有藝術(shù)家、有創(chuàng)業(yè)者、有普通的小販。

他問他們同一個問題：你覺得這輩子賺多少錢才夠？

他發(fā)現(xiàn)，那些真正活得幸福、活得富足的人，賬戶里的數(shù)字不一定最大，但他們都在做自己熱愛的事，并且堅信這件事對別人有價值。

采訪完還不盡興，他干脆自己掏錢，花了3年時間，拍了一部人文紀實紀錄片，叫《三實而立》。

他扛著攝像機，去記錄那些在各自領(lǐng)域里，踏踏實實、老老實實、真實活著的人。

他想通過這部片子，傳遞一個在浮躁社會里幾乎被人遺忘的道理：真正的成功，不是你有多少錢，而是你有沒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這段看似“不務正業(yè)”的經(jīng)歷，其實是他又一次深度的“轉(zhuǎn)念”。

他把自己從一個“經(jīng)理人”、“創(chuàng)業(yè)者”，重新定義為“教育家”、“布道者”。他發(fā)現(xiàn)，比起教人怎么賺錢，更重要的是教人如何看待錢。

太多人對錢的態(tài)度是扭曲的：要么是匱乏導致的貪婪，想一夜暴富；要么是恐懼導致的偏執(zhí)，把所有的錢都押在房子上。

他覺得，這不是個人的錯，是整個社會缺乏財商教育的結(jié)果。

2023年，機會來了。

當時他擔任CEO的澳洲上市集團8VI Holdings，決定出售旗下的教育業(yè)務。

黃士豪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吃驚的決定：他買下了這部分業(yè)務，將其獨立出來，重新更名為——GoodWhale。

他要把這家公司，做成一個純粹的、中立的、用AI賦能的財務教育平臺。

他不再需要對股東負責，只需要對自己那個“把財務學習變成基本人權(quán)”的夢想負責。

他跟幾位志同道合的連續(xù)創(chuàng)業(yè)者一起，在新加坡重新出發(fā)。

他們定了一個奇怪的規(guī)定：不接受任何金融機構(gòu)的投資，不跟任何理財產(chǎn)品銷售掛鉤。

這在很多人看來，簡直是“傻”。

放著那么多錢不要，放著那么容易變現(xiàn)的商業(yè)模式不走，圖什么？

但黃士豪說，圖的是“客觀”和“信任”。

如果收了銀行的錢，你怎么教用戶客觀看待銀行的理財產(chǎn)品？

如果靠賣保險賺傭金，你的建議還能中立嗎？

這種近乎“潔癖”的堅持，讓GoodWhale走上了一條更難的路。

他們沒有急著做大，而是扎扎實實地開發(fā)產(chǎn)品。

他們跟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開發(fā)了基于WhatsApp和Line的AI理財助手。

你拍一張消費小票，AI就能幫你記賬、分析、提醒。

他們甚至在做一件事：幫助聯(lián)合國開發(fā)針對弱勢群體的脫貧教育模塊。

一個曾經(jīng)被債務逼到絕境的人，如今站在了聯(lián)合國的大廈里，討論如何“消滅貧窮”。這個畫面，是不是比任何電影都魔幻？

你可能會問，那個靠“轉(zhuǎn)念”活下來的黃士豪，今天真的就完全不焦慮了嗎？

當然不是。

2025年的他，44歲，有三個孩子，家庭美滿，事業(yè)有成。

但他依然保持著極度自律的生活。

他說，真正的財務自由，不是你賬戶里有多少個零，而是“你有沒有說不的權(quán)利”。

他可以拒絕不想見的投資人，可以拒絕不想做的項目，可以把時間留給孩子，這就是他定義的“財務自由”。

他現(xiàn)在的理財策略，聽起來甚至有些“無聊”。

他信奉“四筒金”投資法，追求的是“投資組合越無聊，人生越精彩”。

他把大部分的資產(chǎn)，放在指數(shù)基金和幾個他真正懂的好公司里，長期持有。

他不再追求一夜暴富的刺激，因為那種刺激，他在負債的三十年里已經(jīng)受夠了。

他追求的是“睡得著覺”的安穩(wěn)，是看著孩子長大、陪父母老去的從容。

他至今還記得，還清所有債務后，他給媽媽在老家買了第一棟房子。

把鑰匙交到媽媽手里的那一刻，媽媽哭了，他也哭了。

這棟房子，不只是一堆鋼筋水泥，而是他們一家人，從那個被追債的黑暗歲月里，一步一步走出來的紀念碑。

那一刻，他比任何時候都堅信：世界上沒有絕望的處境，只有對處境絕望的人。

今年早些時候，他女兒問了他一個問題：“爸爸，我們家有錢嗎？”

黃士豪想了想，沒有像大多數(shù)父母那樣回答“我們家沒錢”來讓孩子節(jié)儉，也沒有炫耀“我們家很有錢”。

他蹲下來，看著女兒的眼睛，認真地說：“我們家有足夠的錢，讓你去做你喜歡的事；但沒有多到，讓你可以什么都不做?！?/p>

這是他傳給孩子的“轉(zhuǎn)念”：財富的意義，在于給你選擇的權(quán)利，而不是給你躺平的資本。

黃士豪最喜歡《金剛經(jīng)》里的一句話，他說那是他人生的底色。

你問他現(xiàn)在過得好不好？他會笑著告訴你：“一切都好?！?/p>

這四個字，不是認命，而是感恩。

感恩那些年的砸門聲，讓他懂得了責任的重量；感恩那3000萬的巨債，逼出了他所有的潛能；感恩那些被追著跑的日子，讓他練就了“用未來定義現(xiàn)在”的能力。

從一個躲在門后發(fā)抖的臺南少年，到站在聯(lián)合國講臺上的教育家。

黃士豪的故事，不是一個關(guān)于金錢的童話，而是一個關(guān)于“心念”的史詩。

他用半生經(jīng)歷證明了一件事：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起點，甚至無法躲避生活的重錘，但我們永遠可以選擇看待這一切的角度。

當你覺得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時，不妨想想那個在上海出租屋里發(fā)著高燒的年輕人。

他沒有超人相助，也沒有天降橫財。

他只是一點點地，撥動了心里的那個開關(guān)。

所謂的逆天改命，說到底，不過是一場又一場，關(guān)于“轉(zhuǎn)念”的修行。

而門里門外，是地獄還是天堂，有時真的只在我們的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