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 齊倩】

伊朗戰(zhàn)爭已經打了四周，美以從開戰(zhàn)時的躊躇滿志，到現在互相甩鍋。

美以戰(zhàn)事不順，是因為武器不夠先進，還是情報不夠詳盡？美媒《紐約時報》專欄作者、常駐特拉維夫的外交政策分析師約納坦·圖瓦爾指出，顯然兩者皆非，真正的原因在于美以領導人“裝備過度卻認知不足”，換句話說，他們不懂戰(zhàn)爭，也不通人性。

“現在美國還在1914年嗎？”3月29日，圖瓦爾以此為題刊文稱，特朗普政府正在重蹈歐洲在1914年一戰(zhàn)時的覆轍：他們不清楚，戰(zhàn)爭不只是技術競賽，仇恨、神圣、屈辱和復仇欲，才是戰(zhàn)爭本質。

他指出，“斬首”和空襲不會讓伊朗內部崩潰，而是會讓一個受傷的國家和憤怒的民眾更加團結。

“斬首”和空襲只會讓伊朗更團結

文章稱，開戰(zhàn)至今，有一個結論已經很難回避：美國領導人掌握著極其強大的毀滅機器，但在理解人性方面卻顯得特別遲鈍——他們不懂人們的驕傲、恥辱、信念和歷史記憶。

這場戰(zhàn)爭的設計者原本以為，只要殺了對方的領導人、掌握制空權、摧毀基礎設施，德黑蘭政權就會崩潰，華盛頓和耶路撒冷就能得到戰(zhàn)略上的清晰結果。

沒料到，伊朗雖然被打得很慘，卻還是成功干擾了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大大擴大了這場戰(zhàn)爭的經濟影響范圍，還逼得華盛頓在開戰(zhàn)時自信“速戰(zhàn)速決”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干起向盟友求援的老一套。

很多人會說這是情報失敗。其實從技術層面看，并不是。

最近的報道顯示，美以用于戰(zhàn)爭規(guī)劃和打擊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多。以色列情報機構花了好幾年時間滲透德黑蘭的交通攝像頭和通信網絡，還建立了一個被內部人士稱為“人工智能目標生產機器”的系統(tǒng)，能把海量圖像、信號情報和人工迅速變成精確的打擊坐標。

但看得再多、再準，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他們對眼前看到的東西其實理解得很淺。一個系統(tǒng)可以告訴你一個人在哪里，卻無法告訴你他死了會對整個國家產生什么影響。這些系統(tǒng)只懂行為，不懂意義；它們能跟蹤對手做了什么，卻看不懂對手害怕什么、珍惜什么、記住什么、愿意為誰而死。

3月22日，伊朗德黑蘭民眾舉行反美反以集會 東方IC

這就是裝備過度卻認知不足的領導人常犯的錯誤：他們能繪制戰(zhàn)場，就以為自己懂這場戰(zhàn)爭了。

文章強調：“但戰(zhàn)爭從來不只是技術競賽，它還充滿怨恨、神圣的故事、過去的屈辱記憶，以及復仇的欲望。這些不是戰(zhàn)爭的‘附加因素’，而是戰(zhàn)爭的本質所在?！?/p>

在美以伊軍事沖突中，戰(zhàn)爭規(guī)劃者以為“斬首”行動就能讓伊朗崩潰，卻沒想到外部攻擊往往會起到相反作用——讓一個受傷的國家和憤怒的民眾綁得更緊。美國和以色列以為摧毀對方的常規(guī)武器就能解決問題，卻忘了合法性、受傷的主權和集體憤怒才是這場戰(zhàn)爭真正的戰(zhàn)場。

文章繼續(xù)指出，如果他們認真對待對手的自我認知，而不是簡單當成宣傳，他們或許就能預料到：攻擊不但不會削弱對方的敘事，反而會讓它變得更加神圣。他們也可能預見到另一個悖論——系統(tǒng)性地“斬首”，不會制造出談判對象，反而會把談判對象都除掉。

美以領導人吃了“沒文化”的虧

早在18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歷史學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就指出，把戰(zhàn)爭當成數學題是種妄想。戰(zhàn)爭從來不是單純的計算，它充滿了激情、不確定性和政治目的。

“現在的計算工具更先進了，但這種妄想今天和19世紀一樣危險?！蔽恼聦懙馈?/p>

這場戰(zhàn)爭暴露的，不僅僅是戰(zhàn)略失敗，更是“識人能力”的失?。╢ailure of literacy）。

文學和歷史最厲害的地方，恰恰是訓練領導人所缺乏的理解能力，即別人的想法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有自己的目的和邏輯。一個受過歷史和文學熏陶的人知道，當一個人承擔“神圣事業(yè)”時，他說的話往往是認真的；轟炸一個神圣的建國事業(yè)，更可能讓它變得更加神圣，而不是讓它消失。

誠然，文化知識很少能直接阻止戰(zhàn)爭災難。例如，雅典最輝煌的時候遠征敘拉古，最后丟掉了整個帝國。1914年，歐洲的將軍們博學多識，但這些品質也未能使歐洲免于一戰(zhàn)。

“但重要的是，文化以前能防止盲目開戰(zhàn)，但現在不能了，”文章稱，“如今，文化的權威越來越被那些把信息當成理解、把速度當成判斷的系統(tǒng)所取代。”

文章提到莎士比亞的《麥克白》，稱這本書的主角秉持著“先做后思”“用行動代替思考”的理念，但最終被這個理念所吞噬。文章認為，這正是美以伊戰(zhàn)爭中隱約可見的模式，而文學和歷史的存在，正是為了對抗這種盲目的模式。

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里也講述了類似的故事。書中，拿破侖一路打到莫斯科，卻怎么也無法理解俄國人為什么寧可燒掉自己的城市也不投降。他的錯誤不是戰(zhàn)術上的，而是想象力上的：他無法相信俄國人會有一種和他不一樣的邏輯。

“這正是美以伊戰(zhàn)爭設計者正在重復的錯誤。”文章重申，對于一個幾十年來把抵抗美國和以色列描繪成宗教義務的政權，外部軍事壓力可能化身為動力，絕非屈服的理由。

戰(zhàn)爭的技術越先進，把它交給那些不懂反諷、不懂偶然性、不懂人性陰暗面的人，就越危險。這些領導人能流利地說出作戰(zhàn)能力、時間表、殺傷鏈，卻沒有語言談論怨恨、恥辱、忠誠和悲傷。等他們發(fā)現戰(zhàn)爭既由鋼鐵和火焰組成，也由這些東西組成時，往往為時已晚。

作者在文末指出：“這就是美以領導人對于這場戰(zhàn)爭的無知之處。戰(zhàn)爭策劃者的計算或許天衣無縫，但面對他們無法解讀的東西，他們也就無從考量。”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