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振利（云南師范大學檔案館校史館館員）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qū)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fā)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1958年3月科學出版社重印的《通鑒胡注表微》對1945年、1946年分兩次正式發(fā)表在《輔仁學志》的書稿加以修訂，除整條刪除《邊事篇》2條外，主要有訂訛、增新、刪舊、修改等形式。

盡管陳坦謙稱《通鑒胡注表微》是“沒有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時舊作"，但“科學版”的修訂則是他經(jīng)歷思想改造，在初步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站在無產(chǎn)階級人民立場上，對舊有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自我批判，不斷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宗教觀，充分體現(xiàn)了陳垣晚年史學思想由舊轉新的過程，最終實現(xiàn)由愛國史學家向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轉變。

（關鍵詞）《通鑒胡注表微》；修訂；史學思想；轉變

被陳垣謙稱為“學識的記里碑”的《通鑒胡注表微》是一部兼具思想性與方法論價值的史學名著，既是他一生治史成就的標志性總結，也是他治學道路由愛國史學向馬克思主義史學升華的成功典范。

自該書首次出版70多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表微學”已呼之欲出。但是，目前學術界對該書的一些基礎性問題，如全書所引胡三省注語的條數(shù)、1958年3月科學出版社出版時所作的修訂等，仍存在似是而非、語焉不詳之處。

鑒于此，本文遵循陳垣“校書雖小技，可以悟道”之教，擬在辨析《通鑒胡注表微》版本源流的基礎上，通過比對最早發(fā)表在《輔仁學志》與正式由科學出版社版的兩個版本（以下分別簡稱“輔仁版”“科學版”），鉤稽“科學版”所作修訂的類型與具體內容，探究陳垣晚年由愛國史學家向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轉變過程。

一、《通鑒胡注表微》版本

《通鑒胡注表微》版本系統(tǒng)并不復雜。目前所見有7個版本，可概括為“前三后四”。所謂“前三”，指陳垣生前出版過3個版本。一是首次于1945年12月、1946年12月發(fā)表的《輔仁學志》版，二是1958年第一次以專著的形式發(fā)行的科學出版社版，三是1962年的中華書局版�！昂笏摹眲t是陳垣身后出版的4個版本，分別是1993年臺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陳援庵先生全集》本、1997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本、2009年安徽大學出版社《陳垣全集》本、2011年商務印書館“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本。

其中，“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本又于2017年12月商務印書館成立120周年時出版紀念版。從版本源流的角度說，“輔仁版”是《通鑒胡注表微》的“祖本”。

“中華版”是20世紀60年代科學出版社與中華書局出版分工調整的產(chǎn)物。

從形式上看，“中華版”沿用了“科學版”的版型。

內容上，“中華版”對部分條目作了改動，如《考證篇》“魏邵陵厲公正始八年”條、《倫紀篇》“后晉齊王開運元年”條、《貨利篇》“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條。甚至還存在標點符號錯誤，余穗祥1963年9月15日致信陳垣，“頃據(jù)粗讀一過中，似覺（表微）第72頁7行5字下所作引號上端反向”。他所見到版本為“中華版”，“科學版”此處標點不誤。

由此可見，“中華版”與“科學版”是獨立的兩個版本系統(tǒng)，并非陳智超所說的“中華書局版與科學出版社版的區(qū)別，只是‘內容提要’稍詳”。

此后各本都出自“科學版”或“中華版”。2009 年安徽大學出版社《陳垣全集》本、2011 年商務印書館“中華現(xiàn)代學術名著叢書”本在出版后記中明說所據(jù)為“中華版”。

為辨析臺灣新文豐《陳援庵先生全集》本、“新世紀萬有文庫”本的版本源流，現(xiàn)將各版本異同列表1如下：

通過比較文字異同可以看出，《陳援庵先生全集》本、“新世紀萬有文庫”本源自“科學版”。至于陳先生在與親友往來函件中提到的付印本、油印本，屬于《輔仁學志》發(fā)表前尚未最終定稿的“征求意見稿”，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可惜未能得見。

劉乃和參與了《輔仁學志》發(fā)表時的校對工作，將印刷廠排版完畢退回的一校稿中的第8篇、第9篇，第11至20篇裝訂成冊，陳垣題名《通鑒胡注表微校稿》。上面除“校正的字跡”外，還有陳垣“校改和批寫的手跡”，彌足珍貴，但也未能見到。

至此，《通鑒胡注表微》的版本源流可示意如圖1:

二、“輔仁版”刊印前的修訂

由于沒有見到“輔仁版”刊印前的“付印本”“油印本”及劉乃和手訂的《通鑒胡注表微校稿》，無法得知陳垣征求親友修改意見后采納情況，以及對《輔仁學志》一校稿的修改，因此在沒有確切版本依據(jù)的情況下，“輔仁版”刊印前的修訂是指陳垣在《通鑒胡注表微》撰寫過程中不斷對原定寫作計劃的調整和修訂，重點是篇目名稱和條目總量。

第一，篇目名稱修訂。為清晰展示《通鑒胡注表微》篇目名稱的變化軌跡，列表2如下:

1945年1月底時，陳垣設計的篇目有24篇。半年之后，至7月寫完《通鑒胡注表微小引》并發(fā)表在《文史雜志》上時改為22篇。

所做的修訂有刪《舊文》《相業(yè)》《君道》，改《校讎》為《�？薄�、《糾謬》為《辯誤》、《治術》為《治道》、《兵事》為《兵略》、《邊情》為《邊事》，增《釋老》，顛倒原來《民心》《夷夏》的順序，改為《夷夏》《民心》。

1945年12月首次在《輔仁學志》正式發(fā)表時，刪前篇《察虛》、后篇《兵略》，改《治道》為《治術》，最終定為目前通行的 20篇。

同時，他闡述了擬立而未設《氏族》篇、刪掉《兵略》篇的原因。如《考證篇》“后周世宗顯德二年”條：“凡姓氏書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勝辨也，故刪存一二條以示例�！�

《評論篇》“唐文宗太和七年”條：“胡林翼撰《讀史兵略》，于《鑒注》之言兵事者，幾全部收入，其推重可想。然古今異宜，兵不可以紙上談也，故《表微》始立《兵事篇》而復刪之�！�

此處稱“兵事”，可見他仍沿用1945年1月設計的篇目名，而非發(fā)表在《文史雜志》上的“兵略”之名。

第二，條目總量的修訂。

1945年1月31日陳垣在致陳樂素函中提到已搜集材料“一千一百余條”，從中精選并撰寫按語，“每篇三十至七十條”。

1945年7月，發(fā)表在《文史雜志》的《通鑒胡注表微小引》說:“今特輯其中精語千數(shù)百條”，“十余萬言”。

1945年12月發(fā)表在《輔仁學志》的《通鑒胡注表微小引》說：“今特輯其精語七百五十條”，“都十八萬言”。

經(jīng)筆者統(tǒng)計，“輔仁版”共有736條，比《通鑒胡注表微小引引》所說的750條減少14條。估計是被他在付印后正式出版前刪掉，正如他致方豪信中所說：“雖已付印，但未出版，尚可修改�！�

三、“科學版”的修訂

對“科學版”的修訂，陳垣說：“全書除稍刪動個別字句外，仍按原稿不動，以為我學識的記里碑。”

陳智超說，“科學版”未收“輔仁版”目錄后陳垣1945年冬至日寫的一段識語，“又《考證篇》的敘錄中，輔仁版作‘考證為史學之門’，科學出版社版改為‘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此外，科學出版社版還刪去《夷夏篇》中兩條條文。其余沒有改動。輔仁版只有句逗，科學出版社版改為標點符號，并增補了‘征引書目略’及‘內容提要’�！�

實際上，“科學版”的修訂既不像陳垣說的那樣輕描淡寫，也遠比陳智超總結的復雜得多。

（一）修訂概況

經(jīng)檢對，“科學版”整條刪掉“輔仁版”《邊事篇》”唐太宗貞觀十八年”2條，共 734 條。其中，對格式、內容的修訂有103條，書14%。此外，還對《校勘篇》《考證篇》《臣節(jié)篇》《倫紀篇》《夷夏篇》《民心篇》《釋老篇》小序加以修訂�，F(xiàn)將各篇修訂情況列表3如下：

從格式上看，“科學版”的修訂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按照陳垣設計的《通鑒胡注表微》體例，所引《資治通鑒》原文出于同一年份的數(shù)條，第一條標注紀年，緊隨其后的第二條、第三條則標“又”字。如《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貨利篇》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均有2條，“科學版”分別在第二條“（臧）質又與魏眾書曰”“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前加“又”字。

另一方面，“科學版”統(tǒng)三注文后標注所引卷次。修訂時對“輔仁版”缺少卷次之處加以增補。如《本朝篇》“晉穆帝永和三年”條補“卷九七”，“晉安帝義熙四年”條補“一一四”，“梁簡文帝大寶元年”2條補“一六三”，《書法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條、“周安王五年”條補“卷一”，《夷夏篇》“晉安帝隆安三年”第二條、第三條補“一一一”。

從內容上看，修訂條目不但數(shù)量多，而且類型復雜。

“科學版”個別條目的修訂，絕非“稍刪動個別字句”。

有的條目屬重作，如《釋老篇》“唐敬宗寶歷二年”條。

有的條目則推翻原來的結論，如《臣節(jié)篇》“晉簡文帝咸安元年”第二條。

甚至對同一條內容的修訂，不是單一使用增補、刪除、改動等方式，而是綜合使用兩種甚至多種手段。

如《夷夏篇》小序的修訂就是刪、改兼具的典型例證�！翱茖W版”刪掉2處，一是“非中國之自大也”，二是“且每顯著一次，中國民族即擴張一次。其同化力之強大，不可思議”。改動3處，一為改“根于天性”為“出于自然”，二為改“當中國強盛，天下一家時”為“當國家承平及統(tǒng)一時”，三為改“中國被侵陵”為“當國土被侵陵”（見表4）。

(二)修訂的具體情況

具體而言，“科學版”在內容方面的修訂大致有4種情況。

1、訂訛。修訂“輔仁版”的訛誤，包括引書卷次、地名、人名以及文字的訛脫。

一是訂正引書卷次之訛。《書法篇》“開元九年”條《容齋隨筆》，“輸仁版”作“容齋五筆二”，“科學版”改“容齋五筆六”。

二是訂正地名之訛�！侗苤M篇》“周赧王四年”條以“常山”為例論述因避諱改地名，“輔仁版”作“唐乾元間復為恒山”，“科學版”改“恒山”為“恒州”。

三是訂正人名之訛�！对u論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年”條，陳垣認為胡注“舍功錄過、自戮良將”之語有感于四川制置使余玠及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之死而發(fā)。“輔仁版”誤“玠”為“價”，形近而訛。

四是訂正引文內容之訛。《評論篇》“晉武帝太康元年”條引《孟子·梁惠王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耙环颉奔础蔼毞颉�，“輔仁版”誤作“匹夫”。

《治術篇》“唐高祖武德九年”條引《論語·泰伯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拜o仁版”將“人而不仁”誤作“仁而不仁”。

《夷夏篇》“晉安帝隆安三年”條引《癸辛雜識續(xù)集》下“為人告之官，遂罷去”，“輔仁版”誤作“為人告之院”。

五是訂正內容之訛。《夷夏篇》“陳武帝永定二年”條，“輔仁版”作“通婚而普通，則夷夏不復能辨矣”，“科學版”改“通”為“遍”，亦形近而訛。

六是訂正脫字。《夷夏篇》“梁武帝大同三年”條，“至正朔之在江南，乃當時民族意識所公判”,“輔仁版”脫“時”字，誤作“乃當民族意識所公判”。

2、增新。增加新的內容，大致有4種類型。

一是增加解釋性文字，類似隨文自注，使文意表述更清楚。如《解釋篇)“陳武帝永定二年”條“事見《癸辛雜識別集》上”后補“仁近仇遠字，虛谷方回字”。

《考證篇》“唐懿宗咸通元年”條末句“張魏公浚，謚忠獻，子栻，號南軒，字敬夫，避諱作欽夫。趙忠簡鼎。陳君舉傅良。《光堯實錄》即《高宗實錄》”為新增，分別解釋了上文出現(xiàn)的人名、書名。

《辯誤篇》“唐高宗上元元年”條“顧字雙關”后補“作‘乃”字講可，作‘顧氏’講亦可”，解釋了“雙關”的具體含義。”

《評論篇》“梁武帝太清元年”條“高澄以‘狗腳朕’為詈，此古語之僅存者”后增“今北俗謂之繭”。這是以今語解釋古語的典型。

《倫紀篇》“后唐明宗長興四年”條所增內容解釋了“夫己氏”的出處及釋義�！八^夫己氏者，出《左·文十四年傳》，猶言‘那個人’”。

二是增補書名、卷次、人名、時間等，使文意表達更嚴謹、準確。

《本朝篇》“后周世宗顯德六年”第二條“據(jù)北平圖書館藏元本殘帙”的“元本”后增“《通鑒》”。

《勸戒篇》“后周太祖廣順二年”條，改“《南唐書》論曰”為“《南唐書》九論之曰”，增加所引《南唐書》的卷次。

《貨利篇》“唐僖宗中和四年”條“唐自僖宗乾符以后，王仙芝、黃巢相繼動亂，政府威嚴不復能保護特殊階級，所謂亂世也”中“所謂亂世也”前增“身之”，將“亂世”判斷者由他本人改為胡三省。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第二條“是時中原雖為魏所據(jù)，而其民皆曾奉正朔，固不忘中國也”的“正朔”前增“漢晉”。

《貨利篇》“后晉高祖天福元年”條“阿合馬挾宰相權為商賈，網(wǎng)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所訴”一句前增“元初”。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改“則當時必有貽其口實者”為“則當時朝政必有貽人口實者”。

三是增加“所謂”或“歷史上所謂”，轉變原來的階級立場、民族立場。

《勸戒篇》“漢景帝后元年”條“身之蓋有感于當時所謂‘奴告主’之事也”，《勸戒篇》“后漢高祖乾祐元年”第二條“臨安既亡之后，所謂士大夫家為奴仆上變”中的“所謂”都是修訂時新增，其階級立場也由維護統(tǒng)治者轉向同情受壓迫之人。

《解釋篇》“漢光武帝建武七年”條“凡易姓之際，新舊勢力移轉，則平日受壓迫之人即思報復，故上變告密之事恒有”。其中，“平日受壓迫之人即思報復”一句為修訂時新增。

《夷夏篇》“晉元帝建武元年”條“借王命自重，猶言擁護中央，其始叛晉者匈奴羯耳，鮮卑氐羌，猶奉王命，及晉內亂不已，堅凝之力衰，乃各據(jù)地自立，而成歷史上所謂五胡亂華之局”一句中，“歷史上所謂”為修訂后新增。

由此可見，陳垣的民族立場發(fā)生轉變，淡化了“五胡亂華”價值評判中的民族感情色彩。

四是增加“謂”“更”“有時”“能”等表示程度、條件的詞，使結論更加嚴密、科學。

《出處篇》“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條，“科學版”于“后之讀史者勿泥范曄之筆而疑予之言云云”前增“謂”字。變間接引用為直接引用，使嚴衍《通鑒補》的原文與陳垣的推論更加易于區(qū)分，有效避免“予”字產(chǎn)生歧義。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人非好為盜，亦不樂從盜，盜之起多由于不足與不平。至于智識分子背朝廷而附之，則朝政之不浹人心更可知矣”中“更”字新增。

《民心篇》“宋明帝泰始五年”條“此言民族觀念之有時不可恃也�！畵嵊蟹剑癜财渖�，則忘統(tǒng)治者之為誰氏矣。南北朝能對峙二百余年，亦以其政丑德齊，不足以相勝也”中的“有時”“能”“亦以其”為修訂時新增。

3.刪舊。刪除“輔仁版”中原有的詞句。拋開被整條刪除的《邊事篇》2條不論，大致有3種情況。

一是刪汰冗詞，使行文簡潔明了。如刪掉引文句末的“云”“云云”。

《本朝篇》“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條引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感慨篇》“唐昭宗天復三年”第二條引《讀史管見》廿七，均刪引文句末“云”字。

《出處篇》“王莽地皇二年”條引《溫公集》七十《龔君賓論》,《生死篇》“宋明帝泰始二年”條引趙紹祖《通鑒注商》，均刪引文句末“云云”二字。

二是刪除具有強烈時代感、責當政，及斗爭性極強的句子。

《治術篇》“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條，刪“輔仁版”末句“雖然，生活隨社會之進步而日高，賦稅隨國家之需要而日重，此必然之勢也。故謀國者以生產(chǎn)為上，絕營私次之，望今后賦稅之輕，似不可能也”。

《治術篇》“武后長壽元年”條，刪“輔仁版”末句“夫愛惜物類，仁也。仇視人類，妒也。妒心大，仁心小，不足以相勝，遂矛盾至此，惜無人能格其非也”。

結合《通鑒胡注表微》撰寫的時代背景，顯然有批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賦稅沉重、橫征暴斂、不恤民命之意。時過境遷，則與實際不符。正如他在《邊事篇》“陳長城公禎明二年”條所說，“史家記事，只隨時代所見之需要以為去取。史識遠者，或能預見千百年后之需要而記之，不能巨細畢載也”。

《邊事篇》“晉元帝大興元年”條刪“終為人禽”4字。所謂“人禽”，是以金末“反側于二國之間”的李全、李璮父子指代抗戰(zhàn)期間那些喪失民族立場、投敵叛國之輩，具有強烈的斗爭色彩。正如《勸戒篇》“后漢高祖乾祐元年”條所說：“爭啖其肉，非果有其事也，史言人之恨之，不比于人類，而以為食獸耳。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引敵人殘害宗國者，可為寒心矣�！�

三是刪除個人情感強烈、主觀色彩濃厚的評論性言論。

《倫紀篇》“梁元帝承圣元年”條，刪“輔仁版”首句“此純是感情作用”。

《邊事篇》“漢高帝七年”條，刪“輔仁版”末句“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子為父隱，為尊者諱也。父為子隱，為親者諱也，直在其中矣。六經(jīng)無真字，直即真字也”。

此外，還刪除了對石勒、方臘等歷史人物言行評價中主觀色彩強烈的言辭。前者見《邊事篇》“晉成帝咸和七年”條，刪“悍哉”。后者見《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刪“備極楚毒”“嗚呼，酷哉”。

4.改動。在《通鑒胡注表微》的修訂中，改動的情況既多且復雜，大致可歸納為5種情況。

一是改民國紀年為公元紀年。

《通鑒胡注表微小引》落款改“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為“一九四五年”,《本朝篇》“后晉高祖天福元年”條改“民國三十一年”為“一九三二年”。

《避諱篇》“后漢隱帝乾祐三年”條“今民國三十四年”改為“辛亥革命至今三十四年”。

推而廣之，將作為時間概念的“民國”改為“辛亥革命后”。

《感慨篇》“唐憲宗元和四年”條“至辛亥革命后乃一掃而空之”中“辛亥革命后”在“輔仁版”中作“民國”。

二是修改帶有封建主義殘余、政治色彩濃厚的詞語。

《勸戒篇》“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條“淮西既平，帝浸驕侈，皇甫镈、程異以數(shù)進美余并拜相，裴度、崔群爭之不得，河朔功烈未終，憲宗卒以多欲隕于弒逆，惜哉！”

其中，“帝浸驕侈”“憲宗卒以多欲隕于弒逆”中的“帝”“憲宗”在“輔仁版”均作“上”。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改“搢紳之士”為“士人”,《臣節(jié)篇》小序，改“君主時代”為“其時”。

《臣節(jié)篇》“后周世宗顯德五年”條，改“曾文正”為“曾國藩”。

以上修改均是去除封建主義立場詞語。至于《夷夏篇》“晉穆帝永和十二年”條改“邊區(qū)”為“邊疆”，則是由于“邊區(qū)”一詞政治色彩濃厚、學術意味不足。

三是修改原有文字表述，使結論更科學、嚴謹。

《臣節(jié)篇》“晉簡文帝咸安元年”第二條，陳垣對比胡三省注文與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五對東晉尚書左仆射王彪之的評價，總結說：“其為論與身之同，蓋本之身之也。正學為身之同里后輩，而不甚提及身之�！�

此論斷在“輔仁版”作“其為論與身之同，然未必本于身之也。正學雖為身之同里后輩，而不甚知有身之”。此條改動最大，推翻原來結論，將方孝孺的評論“然未必本于身之”改為“蓋本之身之”。刪“雖”字，改方孝孺“不甚知有身之”為“不甚提及身之”，結論更嚴謹。

《邊事篇》“漢高帝七年”條改“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真”為“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一字之改，體現(xiàn)了陳垣對史學“求真”與“致用”辯證關系的深刻思考。

《邊事篇》“陳長城公禎明二年”條改“括則可隨意整改”為“集括則可整改文字”。刪掉“隨意”，消除了以剪裁改寫為特點的“染括”法在實際運用中的主觀隨意性。

《民心篇》“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條，改“楊堅之篡周，等于王莽之篡漢”中的“等于”為“有類”。應該說，歷史上兩次王朝更迭，無論怎樣高度相似，都不能斷定為“等于”。改為“有類”，既擺脫了王朝循環(huán)史觀的影響，也放棄了簡單類比的史料分析方法，表述更嚴謹、科學。

四是修改字詞以因應改變引書方法、避免重復用詞的需要，使行文更流暢通達。陳垣說：“史家運用史料，有引用及槳括二法，引用但引原文，括則可增改文字�！�

《評論篇》“晉穆帝永和八年”條引用《齊東野語》卷十九“嘉定受寶”的記載，改“先是”為“云”。

《感慨篇》“唐代宗大歷三年”條,改“《六典》語見兵部五”為“《六典》語見卷五兵部”。兩條修訂均變“隱括”為“引用”，便于讀者分清《齊東野語》《唐六典》引文與《通鑒胡注表微》正文。

《出處篇》“王莽地皇二年”條改“今《疊山集》存詩不過數(shù)十篇，而龔勝之名疊見”一句中的“疊見”為“屢見”。從字面上看，改“疊見”是避免與《疊山集》一句重復“疊”字，使行文順暢。

五是修改詞句以適應階級立場、民族立場改變的需要。

《出處篇》“唐僖宗廣明元年”條，將“輔仁版”末句“陸放翁蓋以尹師魯人格信之，君子善善從長，故身之取以為注，皮日休亦何幸而有此賢子孫哉”改為“然公山之召，可為東周；佛肸之往，無傷堅白，亦不必為日休辨矣”。

陳垣此論是針對皮日休曾受黃巢翰林學士一事而發(fā)�！拜o仁版”關注因后世子孫的功業(yè)洗刷祖宗從賊的污點，故感慨“皮日休亦何幸而有此賢子孫哉”。“科學版”則以孔子兩次應公山弗擾、佛肸之召譬喻，一則“可為東周”，一則“無傷堅白”，對皮日休出處擱置不論。前后論斷的改變，取決于對黃巢起義的不同評判，關鍵是陳垣階級立場的轉變。

《考證篇》“陳宣帝太建十四年”條改“曷足夸乎”為“寧足夸乎”，《夷夏篇》“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第二條改“不同族類”為“蔑視之甚”，《民心篇》小序改“有時竟不足恃”為“有時并不足恃”，3處修改則是由陳垣民族立場改變導致。

四、陳垣晚年史學思想的轉變

陳垣對《通鑒胡注表微》的修訂，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xiàn)實考量，如《夷夏篇》《邊事篇》因牽涉民族關系、邊疆治理、周邊政治等問題，故修訂很多。這些修訂內容是探究陳垣晚年史學思想轉變的重要材料，可以增加新的思考維度，豐富其史學思想轉變的內涵。

(一)階級立場的轉變

一是在新史學思想的指導下徹底修正沒有站穩(wěn)人民立場前的學術觀點。陳垣運用階級分析法，修正了封建統(tǒng)治者對農(nóng)民起義的污蔑之稱。

《民心篇》小序增加“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惡為依歸”一句，體現(xiàn)了其人民立場。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人非好為盜，亦不樂從盜，盜之起多由于不足與不平�！痹谒磥恚袊鴼v史上所謂“盜之起”不外乎生產(chǎn)“不足”與分配“不平”，從經(jīng)濟角度分析了農(nóng)民起義的原因。

他重新評價了南宋末年方臘、范汝為起義。《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增加了方臘起義前的動員演說，新增220字左右。他對這些“號召之詞”的定性，由“輔仁版”的“為后世司民戒”改為“令人興奮”，足見其立場的轉變。

同時，他對“輔仁版”中的“盜”“盜賊”“反動”“動亂”等詞加以刪改。

《邊事篇》“梁武帝大同三年”條，“輔仁版”作南宋初福建士人施宜生“誤人范汝為黨為盜”，“科學版”刪“誤”“為盜”。

《邊事篇》“唐昭宗乾寧四年”條刪“盜亦有道也”。

《夷夏篇》“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條改“此有感于元初盜賊之眾也”的“盜賊”為“叛亂”。

《民心篇》“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條改“南人不服，反動四起”的“反動”為“叛亂”。

《貨利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條刪“盜賊四起”。

《貨利篇》“唐僖宗中和四年”條，改“王仙芝、黃巢相繼動亂”的“動亂”為“而起”。

二是深刻認識并巧妙處理維護國家利益與站穩(wěn)人民立場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

他既謹慎使用“階級”“革命”等詞，又修正國家在邊疆治理方面的政治觀點。

《治術篇》“唐僖宗乾符元年”條、《夷夏篇》“晉懷帝永嘉三年”條，均將“智識階級”“知識階級”的“階級”改為“分子”。

《民心篇》“晉武帝太康十年”條，改“明此前之革命，胥為內政之爭”的“革命”為“易代”。

可見，在“階級”“革命”等詞被時代賦予新的政治內涵背景下，與其因把握不準導致使用不當，不如從維護國家利益的角度棄而不用。

同時，《邊事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條，“輔仁版”作“邊境之靖擾，盟約之守渝，皆與國內之治亂相消息。我茍有隙可乘，彼必狡焉思逞，更有奸人為之勾結，則邊境將無日寧矣。故欲弭邊患，當先清內亂”。“科學版”改“彼必狡焉思逞”為“敵必狡焉思逞”，刪“故欲弭邊患，當先清內亂”。

《邊事篇》“唐德宗貞元七年”條，將“蠻雖開化稍遲，其性固與人無異，撫之則寧，虐之則亂”中“撫之則寧”改為“安之則寧”。

在他看來，邊疆靖擾與國內治亂密切相關，而國內治亂的關鍵在當政者主動實施有效治理，使“有隙可乘”變“無懈可擊”，與“欲弭邊患，先清內亂”無關。

至于由“撫”到“安”的改變，則從側重當政者采取的手段變?yōu)槭顾^“開化稍遲”之“蠻”安定的目標導向，充分體現(xiàn)了陳垣堅定不移的人民立場與撰寫《通鑒胡注表微》“責當政”的初衷。

(二)歷史觀的轉變

一是摒棄封建主義色彩濃厚的“正史”觀�！陡锌贰疤茟椬谠退哪辍睏l，“輔仁版”作“正史中立《宦官傳》者十史，士大夫所日與爭朝衡者，皆此輩也”，“科學版”改“正史”為“廿四史”。

所謂“正史”，無疑是傳統(tǒng)正統(tǒng)觀念的影響。改為“廿四史”則成為客觀描述，沒有了封建思想籠罩下的價值評判。

二是破除信奉天命、否定人力的唯心史觀。

在“輔仁版”中，陳垣的“天命史觀”往往以“天性”“天生”“天道”等出現(xiàn)，“科學版”對此逐一修訂。刪改“天性”有2處。

《治術篇》“唐昭宗天復二年”條，改“天性”為“常情”。

《夷夏篇》“晉安帝隆安三年”第三條，刪“根于天性”。

刪改“天生”的也有2條。一為《貨利篇》“唐僖宗文德元年”條，刪“與生俱來，所謂性相近也”。二為《貨利篇》“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條，“輔仁版”作“然何以不同，則由于修養(yǎng)者半，由于天生者半”，“科學版”將前兩句改為“二人蓋修養(yǎng)不同耳”，刪“由于天生者半”。

刪改“天道”的有《貨利篇》“后漢高祖乾祐元年”條，將“事之巧有如此者，故曰天道好還”修訂為“《冊府元龜》四九一采其事入殃報門，足為好貨者當頭一棒也”。

同時，他還修正了將王朝興亡歸結為天、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觀點。

《臣節(jié)篇》“唐德宗興元元年”條，“科學版”改“豈知天未棄唐”為“豈意唐竟未亡”。

《民心篇》“宋明帝泰始五年”條，刪末句“天蓋欲使鮮卑民族同化于中華也，奈之何哉”。

《夷夏篇》“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條，刪句末“非人力所能強也”。

三是樹立“崇尚自然”的樸素唯物史觀。

《評論篇》“晉元帝太興四年”條，胡三省注釋：“王敦之所忌，周訪、祖逖。訪卒而逖繼之，宜其益無所憚也。然溫嶠、郗鑒諸人已在，晉朝卒藉之以清大憝。以此知上天生材以應世，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固非奸雄所能逆睹也�！�

陳垣說：“身之論史，頗信任自然，可于此論見之�！逼鋵�，這一評論也是“夫子自道”，陳垣與胡三省一樣，“頗信任自然”。

“科學版”《夷夏篇》小序改“內外親疏之情，根于天性”為“內外親疏之情，出于自然”。

“自然”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話語體系中的重要概念，一般釋義為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毋庸置疑，其中蘊含著樸素唯物史觀的合理因素。

(三)民族觀的轉變

一是全面總結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經(jīng)驗。

一方面，強調各民族和平交往是主流，主合不主分。

《考證篇》“后周世宗顯德二年”條集：“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別，所以嚴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見中華之廣�！�

另一方面，強調沖突是支流，歸根結底促成更持久、深人地和平與交融。

“輔仁版”《邊事篇》中被整條刪除的“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條即為例證。胡三省注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輔仁版’作‘度’）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說：“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俟利苾承祖父之余威，依中國之大援，還主部落。薛延陀雖據(jù)漠北，突厥之種類，與鐵勒諸部舊屬突厥，聞俟利苾之來，恐翻而從之，故甚惡焉�！�

陳垣說：“天性者出于自然，非人力所強而致。然夷狄亦有以小陵大者，此出于偶然，不久必終為大種所克服。蓋大種自有其力量與度量，天實為之，逆天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結合《通鑒胡注表微》撰寫的時代背景，此條雖講歷史上民族沖突間的“以小陵大”，卻暗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為“逆天”，表達了抗戰(zhàn)必勝的強烈信念。因此，此條被刪，隱含著歷史上“夷夏”話語體系“內外”邊界有待廓清的重大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現(xiàn)實考量，值得認真探究。

二是強調增進民族交融，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他認為，民族交融的基礎是文化認同，而非以“通婚”“衣服”為條件的“同化”。

《夷夏篇》“陳武帝永定二年”條，將“輔仁版”中“通婚為同化最重要條件”改為“二族通婚融洽最易”，“隋唐以后之鮮卑，悉同化為中國人”改為“隋唐以后之鮮卑，悉成為中國人”。

《夷夏篇》“陳宣帝太建十一年”條，“輔仁本”作“衣服亦同化條件之一，北朝至此，遂完全同化于華，故有唐一代，民族意識不顯”，“科學版”刪首句“衣服亦同化條件之一”，改“同化”為“無異”。

同時，陳垣對“輔仁版”中的“同化”一詞加以刪除。

《夷夏篇》小序刪“且每顯著一次，中國民族即擴張一次，其同化力之大，不可思議”一句�！兑南钠贰皶x惠帝永興元年”條刪“其同化尚淺”中的“同化”，改為“為日尚淺”。

此外，改“同化”為“混同”“同”“華化”。

《夷夏篇》“晉惠帝永興元年”條，改“同化于我”為“混同于漢”。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條，改“則同化為中國人矣”為“則同為中國人矣”。

《夷夏篇》“梁武帝大同三年”第二條，將“然是種珍域，非俟鮮卑同化后，終不能泯除”中的“同化”改為“華化”。

三是主張消除民族畛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方面，陳垣刪改了“輔仁版”《通鑒胡注表微》含有“中華”自大的字眼以淡化所謂“五胡”民族自小、自外的民族意識。

如《考證篇》“后周世宗顯德二年”條，將“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混，然后見中華之大”一句中的“混”改為“合”,“大”改為“廣”。

《夷夏篇》“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條刪“中國民族老而不枯、日以龐大者此也”中“日以龐大”4字。

《邊事篇》“唐太宗貞觀三年”條，“輔仁版”作“隋唐之交，華人固有入北避亂者，然自五胡亂華以來，北人華化者不可勝計，隋唐混一而后，涵容孕育，又數(shù)百年，中華民族遂日以強大，非偶然也”�！翱茖W版”改“中華民族遂日以強大，非偶然也”為“遂與諸華無異矣”。

另一方面，他大力表彰和稱頌以劉淵為代表的匈奴“自居于華”。

《夷夏篇》“晉惠帝永興元年”條，“（劉）淵之興，國號漢，本欲自居于華，惜乎為日尚淺，未能泯然無間也”，“自居于華”四字，“輔仁版”作“自混于華”。主張通過“沾被華風”等方式消除民族畛域，使羯、鮮卑等融入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真正實現(xiàn)“泯然無間”，從而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基礎。

《邊事篇》“晉成帝咸和七年”條，“輔仁版”稱石勒“蓋其沾被華化已久，故昌言攘奪不之諱”，“科學版”改“華化”為“華風”。

(四)國家觀的轉變

一是實現(xiàn)從傳統(tǒng)王朝國家、國民黨專權獨裁向現(xiàn)代主權國家觀念的轉變。

在傳統(tǒng)王朝國家觀念語境下，“社稷”無疑是國家的常用代名詞。以國民黨政權推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tǒng)治時，“中央”則成為威權政治的常用語。因此，陳垣對“輔仁版”中的“社稷”“中央”加以修訂。

《感慨篇》“梁武帝太清二年”條，“科學版”改“輔仁版”中“故夫侈言‘不傷一兵，不折一矢，而能復社稷’者，皆受人卵翼，暫假空名，使自戕其宗國，亦終必亡而已矣”的“社稷”為“國”;《治術篇》“后唐明宗長興三年”條，修訂“輔仁版”中“茍中央有強有力之政府，則割據(jù)一隅者，必不能以自存”的“中央”為“國家”。

同時，他將傳統(tǒng)王朝國家表述中的“天下一家”改為現(xiàn)代主權國家意義上的“統(tǒng)一”，謹慎使用“中國”一詞，體現(xiàn)了他對貫通歷史與現(xiàn)實、學術與政治的嚴謹與慎重。

“科學版”改《夷夏篇》小序“中國強盛，天下一家之時”為“國家承平及統(tǒng)一時”、改“中國被侵陵”為“當國土被侵陵”。

二是厚植愛國主義的家國情懷。

《倫紀篇》“漢高后八年”條，“輔仁版”作“君臣、父子、朋友，均為倫紀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為國為親，則不能顧及友矣。偽齊之立，有背君親而從劉豫者，自諉牽于私誼也，亦終與劉豫偕亡而已矣�！�

“科學版”將“為國為親，則不能顧及友矣”改為“為國，則不能顧及親與友矣”，將“有背君親而從劉豫者”改為“有背祖國而從劉豫者”。將“國”單列的同時，改“君親”為“祖國”，充分體現(xiàn)了其濃郁的愛國主義家國情懷。

三是表彰中國人的優(yōu)秀品質，增強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信念。

《夷夏篇》“晉穆帝永和五年”條，改“明中國人雖和平，然不可陵暴之至于忍無可忍也”中“明中國人雖和平”為“中國人雖愛和平”。

《夷夏篇》“晉孝武帝太元七年”條，陳垣引《宋書·氐胡傳》楊盛告誡其子楊玄“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之語，評論說：“然則盛之心無所分晉宋也，特以其為中華正統(tǒng)所在而已。如必為晉，則裕之篡，盛當興師討逆，否亦當抗顏獨立，胡為委順如此，此皆足與苻融之言相印證者，中國人所以有信心恢復中原也。”

其中，句末“中國人所以有信心恢復中原也”為修訂后新增。在當時抗戰(zhàn)早已勝利的背景下，新增此句則表達了中國人堅決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信心與信念。

四是正確處理歷史上的中國與鄰國的關系。

在傳統(tǒng)中國周邊政治話語體系中，尤其是在當時的“藩屬體制”框架下，視周邊國家為“諸蕃”、視國際交往為“懷柔遠人”的表述司空見慣。陳垣拋棄以大國自居的文化立場，以睦鄰友好替代歷史上的懷柔之道。

《邊事篇》“唐高宗調露元年”條，“科學版”改“諸蕃”為“諸國”。

《邊事篇》“武后萬歲通天元年”條，將“皆非大國懷柔遠人之體”改為“皆非和睦遠人之道”。

“輔仁版”《邊事篇》“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條被整條刪掉就是因涉及唐朝“高麗入中國版圖”問題。此條被刪，除當時政治背景與現(xiàn)實需要外，其實也符合他“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的主張。

(五)文化觀的轉變

一是摒棄封建倫理道德，提倡社會主義新道德。

《通鑒胡注表微·倫紀篇》集中體現(xiàn)了陳垣傳統(tǒng)倫理觀�！秱惣o篇》小序的修訂集中反映了其思想的改變。

“倫紀為人類所共有，無間華夷。不過世治則修明，世衰則敗壞而已。倫紀之壞，多由感情，感情之傷，多由讒構，讒構之起，多因權利。故感情如薪，權利如火，讒構如風。欲維持所謂倫紀者，非斂感情，遠權利，防讒構不可”，其中,“欲維持所謂倫紀者”一句，“輔仁版”作“欲維持固有倫紀者”。從“固有”到“所謂”的轉變，表明他祛除了思想上的封建倫理道德。

二是摒棄文化自大心態(tài)，倡導各民族團結平等。

一方面，刪除“輔仁版”存在的文化“自大”之詞。

《夷夏篇》小序刪“非中國之自大也”,《夷夏篇)“后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第三條刪“可見中國同化力之大，于人何所不容”，刪句末“夫子言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中國所以為大也”。

另一方面，刪除有傷民族感情的語句。

《邊事篇》“漢高帝七年”條：“史貴求真，然有時不必過泥。凡事足以傷民族之感情，失國家之體統(tǒng)者，不載不失為真也。”

基于此，《邊事篇》“晉武帝太康十年”條刪“示四夷以寬大”，“唐太宗貞觀元年”條刪“而能用夏變夷”。

他特別修訂了“羯人”“夷狄”“蠻”“夷”等詞。

如《邊事篇》“晉成帝咸和七年”條改“史稱石勒為羯人”為“史稱石勒為羯”。

《邊事篇》“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條改“夷狄安得不窺伺乎”為“敵人安得不窺伺乎”。

《邊事篇》“唐昭宗乾寧四年”條改“蠻”為“民”。

《生死篇》“晉穆帝永和七年”條改“仕于夷者”為“仕于敵者”。

《生死篇》“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條改“明宗雖出夷狄”為“明宗出于異族”。

三是摒棄男尊女卑的傳統(tǒng)觀念，倡導男女平等。

《邊事篇》“后梁均王貞明三年”條，陳垣論述述律后、乃馬真后“晚年所遇相同”之后，刪除“輔仁版”中“所謂唯家之索也”一句。

《貨利篇》“后唐莊宗同光二年”第二條，于“身之以‘倡婢’斥劉后”之后，改“亦欲為婦女好貨者當頭一棒耳”為“特欲為婦女好貨者警耳”。

(六)宗教觀的轉變

一是認識到封建統(tǒng)治者對宗教的利用、宗教與民族的關系，以及宗教對國家繁榮穩(wěn)定、長治久安的重要作用。

《釋老篇》“唐德宗建中四年”條，改“此嘆僧徒之為人利用”為“此嘆僧徒之受人驅迫”。

此前視僧徒為被人利用的工具，修訂后則將僧徒列入受封建統(tǒng)治者“驅迫”的奴役對象。

《釋老篇》小序表彰胡三省“于釋老掌故，類能疏通疑滯，間有所譏切，亦只就事論事，無辟異端習氣，與胡明仲《讀史管見》之攘臂而爭者不同，足覘其學養(yǎng)之粹，識量之宏也”。

其實，這一評價也集中闡述了陳垣的宗教觀。他將“輔仁版”《通鑒胡注表微·釋老篇》小序“吾國號稱大國，何所不容”改為“吾國民族不一，信仰各殊”，反映出他放棄了對中國無所不容、動輒稱大的傳統(tǒng)話語表述方式，深刻認識到宗教與民族的密切聯(lián)系，以及宗教爭端對國家的危害。在他看來，“教爭雖微，牽涉民族，則足以動搖國本，謀國者豈可不顧慮及此”。

二是充分肯定宗教對文學藝術的積極促進作用。

《釋老篇》“唐敬宗寶歷二年”條，陳垣以興福寺沙門文溆俗講之事，闡述了佛教俗講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與貢獻�！拜o仁版”作“此俗僧也�！锻ㄨb》罕載僧事，文溆何幸而得留名青史乎”。整條僅短短21字，稱文溆為“俗僧”。

“科學版”則推翻重作，改擴至150余字，且對文溆推崇備至。

“文溆俗講最有名，日本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稱：‘會昌元年正月，敕開俗講，文溆法師講《法花經(jīng)》，城中俗講計法師為第一’。而趙璘《因話錄》則頗詆毀之，謂：‘文溆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則又盛稱：‘文溆善吟經(jīng)，能感動里人。毀譽不同，愛憎各別耳。唐時有曲名‘文溆子’,《樂府雜錄》以為樂工黃米飯撰,《碧雞漫志》引《盧氏雜說》則以為唐文宗制，蓋樂工奉上命依文溆聲調為之，故名�！�

五、結語

《通鑒胡注表微》是民國時期陳垣較為得意的著作，但修訂后的“科學版”也令他感到不滿和遺憾。1946年3月20日，他致函陳樂素，興致勃勃地闡述了新發(fā)現(xiàn)的關于“六百六年六六翁”的兩個“六六”�！耙粸樯碇浜罅陣潦紡�，即洪武元年也；二為身之乙酉成書后六六三百六十年，國土又復淪亡，即崇禎之十七年甲申也。此皆偶合，然其數(shù)適為六，則奇也�！�

所謂“六百六年”，即陳垣在《通鑒胡注表微小引》所說，胡三省“鑒注”成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表微”成于六百六十年后，“亦在乙酉”。時年陳垣虛歲66，故稱“六百六年六六翁”。無論此號為友朋相贈，還是自稱，都顯示了陳垣對《通鑒胡注表微》的自得之情。

1957年4月15日，陳垣在“科學版”重印后記中說：“這是舊作，是沒有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時舊作，限于當時的思想認識，自然有不少幼稚及迂闊的言論�！�

1958年3月31日，他致信柴德賡說：“《通鑒胡注表微》已重印，略讀一過，覺資產(chǎn)階級氣味甚深，時時流露士大夫的臭架子，與無產(chǎn)階級相距很遠，奈何。今寄呈一冊，足下能為我仿陸稼書對《戰(zhàn)國策》例，著一卷《通鑒胡注表微去毒》否？至所愿也。我想自我批評，因學識、精力來不及，只得借助他山�！�

由此可見，他對修訂后的“科學版”感到不滿，但又力不從心，寄望柴德賡仿陸隴其《戰(zhàn)國策去毒》之例撰寫《通鑒胡注表微去毒》。柴德賡是能知他“心事”的人，也早在1947年就提到“或許將來有人會做一部‘表微之表微”，卻最終沒有實現(xiàn)他的愿望。

令人遺憾的是，作為他得意學生和得力助手的劉乃和也沒有完成“《表微》之表微”。正因其“心事”未能大白于世，才使個別似是而非的批評得以流傳。

盡管如此，“科學版”的修訂則是他經(jīng)歷思想改造，初步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后，站在無產(chǎn)階級人民立場上，對舊有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自我批判，不斷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宗教觀，充分體現(xiàn)了其史學思想由舊轉新的發(fā)展歷程。

至于他自稱“沒有學習過馬克思列寧主義”，則為自謙之詞，不能信以為真。修訂后的《通鑒胡注表微》既是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積極進行思想改造的初步成果，也是一份以實際行動書寫的入黨申請書。1959年3月12日，陳垣在《人民日報》發(fā)表《黨使我獲得新的生命》，以80歲（虛歲）高齡光榮加人中國共產(chǎn)黨，實現(xiàn)了他長期以來的夙愿。

正如唐長孺詩所說：

“八十爭先樹赤幟，頻年知己效丹衷。

后生翹首齊聲賀，嶺上花開徹骨紅�！�

通過《通鑒胡注表微》的修訂歷程，感悟其穿越時空、歷久彌新的經(jīng)典價值，學習陳垣“我不愿作舊史學界的旗幟，我愿作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隊伍中的老兵，我不愿作舊史學界的大師，我甘心作新史學界的小學生”的自我革命的勇氣、追求進步的決心，既是對他誕辰140周年紀念，也是為建黨100 周年的獻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