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體用合一”思想為關懷倫理的規(guī)范性難題提供了一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與說服力的解決方案。我們關懷他人，并不僅僅因為它符合社會期望或抽象原則，而是因為關懷本身體現了生命的關系性本體結構，構成了人類共同生活不可或缺的倫理基礎。

原文 ：《儒家“體用合一”思維對關懷倫理的啟示》

作者 |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趙寧

圖片 |網絡

關懷是人類社會最古老、最持續(xù)的實踐形態(tài)，然而，正因它如此日常、如此理所當然，它在長期以來的哲學論述中被遮蔽，甚至被刻意邊緣化。自啟蒙時代以來，主流道德理論傾向于構建“理論-法典”式的道德體系，將理性、抽象與普遍性奉為道德思考的最高標準，而將關懷、體恤、照料等具體且富有情感色彩的實踐排除于道德的中心之外，視其為非理性的私人事務或次要問題。

關懷倫理的規(guī)范性危機

正是在這一理論失衡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關懷倫理應運而生，力圖將“關懷”重新確立為道德生活的核心議題?？_爾·吉利根、內爾·諾丁斯、瓊·特龍托等學者明確指出，道德生活的本質并非對抽象原則的冷峻推演，而是體現為日常關系中對他人的體察與回應。她們強調，即便社會在缺乏抽象正義的情況下尚能勉力維持，但一旦關懷缺席，人類的共同生活便將迅速走向崩潰與荒蕪。瓊·特龍托與貝瑞尼斯·費舍爾進一步將關懷定義為“我們?yōu)榫S持、繼續(xù)和修復我們的‘世界’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以便我們能盡可能好地生活在其中”。在她們看來，關懷是維系我們生命持續(xù)與關系網絡的根本生存實踐。然而，關懷倫理試圖將關懷實踐上升為道德核心的努力，始終未能根本化解理論層面的根本挑戰(zhàn)。理性主義哲學家奧尼爾等人嚴肅追問：如果關懷倫理僅僅訴諸具體的情感體驗和私人領域的生活經驗，又如何能夠生成“每個人普遍應當”承擔的規(guī)范性義務？換言之，關懷倫理如不能解釋如何從事實（is）正當地推導出規(guī)范（ought），將無法擺脫“自然主義謬誤”這一哲學困境。

因此，關懷倫理亟待探索一條規(guī)范性確證的新路向，它既要能規(guī)避“自然主義謬誤”的陷阱，又要避免退化為抽象而冷漠的普遍原則。換言之，關懷倫理若要成為具備哲學說服力和現實權威性的道德理論，必須為自身的規(guī)范性地位找到一種既不依賴傳統(tǒng)理性主義演繹，又能保存關懷實踐及情感特質的論證方式。由于其本身對理性主義道德哲學路徑的拒斥，關懷倫理不可能再借用康德主義或功利主義那套演繹推理的模式，而必須開辟出新的哲學資源和理論方法。正是在這種理論張力和現實訴求的交匯處，儒家“仁愛”倫理以其對關系、情感與實踐的持續(xù)關注，為關懷倫理的規(guī)范性問題提供了一條可能的解決思路。學者李晨陽開啟了關懷倫理與儒家倫理的對話，認為儒家仁愛倫理與關懷倫理在核心結構上高度契合：二者同樣以“仁愛”或“關懷”作為最高道德價值；同樣拒絕脫離經驗情境的普遍化規(guī)則；同樣主張依照親疏遠近分層次地承擔道德義務。此外，不少比較倫理學者如莫琳·桑德-斯陶特、苑莉君等也主張，儒家仁愛倫理與關懷倫理之間應加強對話與互鑒，共同抵抗康德主義、功利主義等以原則為核心的西方規(guī)范理論的理論單一性與情感貧乏。

儒家“體用合一”的哲學思維

儒家“仁愛”倫理中獨特的“體用合一”思想，為關懷倫理面臨的規(guī)范性危機提供了深刻而系統(tǒng)的哲學啟示。在中國哲學傳統(tǒng)中，正如方克立先生所指出，“體用”是最基本的一對哲學范疇，其內涵涵蓋了本質與現象、原因與結果、內容與形式、必然與偶然、未發(fā)與已發(fā)等多重維度。在儒家道德哲學中，“體”通常被視為道德的本源、根基與開端，“用”則指向道德的展開、實現與實踐。從先秦儒學至宋明理學，程顥、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思想家，對“仁愛”之“體用”關系進行了細致而深入的理論闡發(fā)。其中，對“仁愛”之“體”的闡發(fā)并非指向西方倫理那種抽象、先驗的普遍原則，而是指向可被真實體驗、切身踐履的道德本根。這種道德的本根體現在從家庭到社會，乃至宇宙萬物之間一體貫通、相互依存的關系網絡之中；“仁愛”之“用”，則是這種關系之“體”在日常倫理實踐中的自然流露與不斷展開。從孟子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到王陽明的“萬物一體”，儒家都將倫理的展開視為關系之“體用”動態(tài)生成的歷程。朱熹曾明確指出：“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蓖蹶柮鲃t以“知行合一”深刻揭示，道德本體唯有在具體行動中才能被切實體認，表現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儒家“體用合一”的哲學思維，與西方主流道德哲學中事實與規(guī)范、理性與情感的二元分離形成鮮明對比。儒家堅持認為，事實與規(guī)范、理性與經驗在道德生命中本質上是不可分割、彼此生成的統(tǒng)一體。道德義務不是外在權威的強加，而是生命結構本身自覺而內在的展開。這一理論立場，不僅有益于突破關懷倫理在規(guī)范性論證上的困境，而且為全球倫理學的未來發(fā)展，提供了一種更具人文溫度的道德論證資源。

體用合一”助力解決關懷倫理規(guī)范性困境

針對關懷倫理規(guī)范性確證的核心困境，儒家“體用合一”思維至少能夠為該問題提供兩種關鍵性的解決思路。

首先，“體用合一”為規(guī)范性的動態(tài)生成機制提供了具身化、經驗性的解讀，并以“第一人稱”的倫理視角，突破了西方主流倫理學以“第三人稱”理性推演為核心的理論局限性。西方道德哲學普遍認為，道德規(guī)范性必須建立在超越經驗的普遍原則或抽象理性法則之上，通過客觀中立的外部視角演繹證成。無論是關懷倫理還是儒家思想，都強調情感、體驗與實際關系在道德生活中的根本地位，拒絕割裂經驗與規(guī)范。

與關懷倫理著重強調關懷之“用”的實踐層面不同，儒家同樣關注道德之“體”的闡發(fā)，其“體用合一”的論證思路彌補了關懷倫理在元倫理論證層面的短板?！绑w用合一”解釋了“仁愛”與“關懷”的道德規(guī)范性不是先驗原則的外在賦予，而是在具身、互動的道德實踐中的自然流露。王陽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題，都強調道德主體是在具體情境下通過身體和心靈的切實體驗，體認到關懷他人的正當性。這一切身的“體知”，既非抽象推理所得，又非純粹主觀臆斷，而是人與人，乃至人與萬物“關系本體”的自明顯現。正是在這一具身經驗中，關懷倫理的規(guī)范性無需再借助外部抽象原則，其道德權威和合理性已蘊含于生命共同體的具體實踐之中。因此，當我們面對他人苦難，主動流露出關懷和責任感時，這一“應當性”并非源自社會規(guī)范的強制或理性推導的命令，而是發(fā)自主體生命內部的自覺倫理體驗。

“體用合一”的哲學機制，不僅有效消解了主觀與客觀、經驗與規(guī)范之間的二元張力，更為關懷倫理提供了穩(wěn)固且可經驗確證的規(guī)范性根基。這種“第一人稱”的道德自覺，使倫理義務轉化為具體生命中的真實實踐，而不再是抽象和冷漠的外在規(guī)范。

其次，儒家“體用合一”思維深刻闡釋了關懷如何能夠超越原初的親密圈層，擴展為具有公共性乃至宇宙性普遍性的倫理規(guī)范。關懷倫理長期面臨的一個核心質疑在于：如果關懷僅僅根植于親緣、母性或情感紐帶，如何能為陌生人、社會整體，甚至超越人類本身的生態(tài)共同體提供具有說服力的道德基礎？在這一點上，儒家“體用合一”思維對關系之“體用”的動態(tài)生成機制，提供了原創(chuàng)性的解答。儒家道德生活的展開結構，始于家庭的“孝悌”與“親親”，進而推及社會的“仁民”，最終涵攝宇宙的“愛物”。《孟子》明確強調，這種倫理擴展不是外在原則的強制推廣，而是關系本體內在生長和自然外溢的結果。王陽明以“樹木之生長”為喻，指出“仁愛”之“體”如根，關懷之“用”如枝葉，其擴展的過程是“萬物一體”生命結構的自然生發(fā)。在這一意義上，倫理的普遍性并非建立在理性個體一致同意的原則之上，而是在關系個體層層向外推擴關懷實踐的過程中得以證成。這種擴展機制超越了西方規(guī)范倫理“特殊主義-普遍主義”之間的二元對立：如果關懷倫理僅停留于家庭或親密圈層，便難以具有公共規(guī)范性；反之，若直接訴諸抽象原則，則容易犧牲情感與關系的特殊性和厚度。儒家關系之“體”和“用”的互動生成機制，證實了關懷之“體”可以自然流溢為“用”，原初家庭中的關懷之“本”可經過“用”的層層向外推擴而被切身地理解和證實。這一“體用合一”的規(guī)范性證成模式使關懷倫理既保留了真實的情感源頭，又能獲得持續(xù)的道德普遍化動力，從根本上消解了西方倫理理論關于特殊與普遍的張力和困境。

由此，儒家為關懷倫理的普遍性和規(guī)范性拓展提供了堅實的哲學資源：關懷不只是私人領域的情感反應，更是關系本體的生成性展開，是生命網絡自我繁衍和擴充的必然過程。關懷之“用”的無限擴展，正是仁愛之“體”的動態(tài)自我實現。因此，儒家不僅闡明了關懷為何能夠擴展，更揭示了關懷之規(guī)范性和普遍性在本體論層面的深厚根基。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課題“關懷機器人對中國傳統(tǒng)家庭倫理的挑戰(zhàn)與對策研究”（2023EZX005）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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