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些法學專家拿著西方法條當“萬能鑰匙”，用抽象的“程序正義”解構中國治理現(xiàn)實，用所謂“國際接軌”淡化民族情感與歷史傳承時，我們必須清醒：中國法治絕不是西方法治的“復制粘貼版”，更不能讓脫離國情的學術空談，成為侵蝕民族團結、動搖治理根基的隱患。

這些法學專家的核心問題，在于陷入了“西方法治至上”的迷思，既無視中華法系數(shù)千年的成熟積淀，也漠視中國當下的治理需求。就像某法學學者熱議的“治安違法記錄封存”，片面套用德國“去標簽化”理論，卻對我國吸毒復吸率超80%的嚴峻現(xiàn)實、緝毒民警用生命筑牢的安全防線視而不見，甚至拋出“每年800萬人受罰未來恐無人能考公”的荒謬結論——混淆“案件量”與“違法人數(shù)”的基本邏輯，本質是用書本理論否定基層治理的實踐智慧。再看“穿和服是否違法”的爭議，將特殊場景下的民族情感訴求，簡單歸為“言論自由”，全然忘記和服在南京、蘇州等歷史地標前承載的民族記憶，這種“只談權利不談責任，只講法理不講情理”的論調，恰恰暴露了其法治觀的狹隘與冰冷。

更諷刺的是，這些專家動輒標榜“法治精神”，卻對中華法系的璀璨遺產視而不見。中華法系并非“人治”的代名詞，《唐律疏議》“一準乎禮”的禮法合治理念，兼顧了法律約束與道德教化；商鞅“觀俗立法”、張居正“法令必行”的實踐智慧，強調的正是法律與國情民俗的深度適配；從漢代“春秋決獄”的情理兼顧，到明清“鄉(xiāng)約制度”的基層治理，中華法系早已形成“家國一體、情理法融合”的獨特基因，這與中國注重社會秩序、民族團結的文化傳統(tǒng)高度契合，至今仍是法治建設的寶貴財富。而部分法學專家卻將這些傳統(tǒng)棄如敝屣，盲目追捧西方法治模式，甚至以“現(xiàn)代化”為名，試圖割裂中國法治與本土文化、歷史記憶的聯(lián)系，這種“削足適履”的學術傾向，本質是對中國法治根基的解構。

中國法治的進步，從來不是對西方的盲目借鑒，而是“融古匯今、博稽中外”的智慧結晶。晚清沈家本修律時，既參考西方法典體系，更堅守中華傳統(tǒng)“仁政”理念；如今的民法典，既吸納國外民事立法的合理成分，更將“誠信”“鄰里互助”等中華傳統(tǒng)美德納入其中。法學專家作為法治建設的參與者、推動者，本該立足中國國情，深挖本土法律文化的時代價值，而不是成為西方法治的“傳聲筒”。

警惕部分法學專家的錯誤導向，不是否定學術自由，而是捍衛(wèi)法治的本土根基；反對盲目照搬西方法治，不是拒絕進步，而是要讓法治真正契合中國實際、維護民族利益、凝聚社會共識。法學研究若脫離了歷史文化的土壤、忽視了公共利益與民族情感，再“高深”的理論也只是空中樓閣。唯有扎根中華法系的深厚底蘊，結合當代中國的治理需求，才能構建出真正有生命力、有凝聚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才是法學專家應有的擔當與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