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血泊中的是新四軍副軍長項英頭部中彈，副參謀長周子昆胸部中彈。可以看出兇手出手狠辣，直取要害。

而偷偷扣動扳機的，是項英一路收留、百般信任的副官劉厚總。劉厚總為何要叛變？還加害自己的長官？

但他自己也肯定想不到，11年后的一個尋常的早晨，他被公安局一位副局長認出，隨即被抓，最終被譚震林下令嚴懲。

劉厚總是湖南耒陽人，1904年出生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6年他在家鄉(xiāng)參加農會，1927年擔任江頭鄉(xiāng)農會委員，投身于當地的農民運動中。

大革命失敗后，劉厚總于1928年參加農民赤衛(wèi)隊，在耒陽一帶開展游擊活動。

在赤衛(wèi)隊中，由于他身高體壯，能吃苦，又練得一手好槍法，敢打敢沖，從普通戰(zhàn)士逐步晉升為班長、中隊長，最終成為大隊長。

他在革命隊伍中已嶄露頭角，逐步受到長官的重用。

但是在艱苦的游擊環(huán)境中，劉厚總逐漸暴露出嚴重的個人主義思想。他曾將地主家的女兒抓到山上強娶為妻，滿腦子“山大王”思維。更嚴重的是，1935年冬，他認為身邊的副大隊長李育林的能力比自己強，會威脅到他在游擊隊中的地位，竟埋伏將其殺害。兵荒馬亂的時代，加上李厚總故意隱瞞真相，讓人一度認為李育林同志是被敵人殺害的（當時有一位砍柴的老鄉(xiāng)目睹整個過程，但因害怕劉厚總的報復，當時不敢聲張，直到多年后才將真相透露出來）。

1937年11月，劉厚總隨湘贛邊的紅軍游擊隊整編入新四軍，最初擔任連級干部，后升任副營長。但他對軍內嚴格的紀律很不適應，性格粗魯，甚至對士兵拳打腳踢。

組織上為改變他的壞習慣，專門安排他去延安抗大學習，但他無法適應，留下紙條就擅自返回了新四軍總部?；氐讲筷牶螅瑒⒑窨傁蝽椨⒄J錯，項英批評他“沒出息”，但念他是游擊戰(zhàn)爭時期的老戰(zhàn)士，心軟將他留在身邊做警衛(wèi)工作。

就這樣，劉厚總成為項英的副官。他表現(xiàn)出極大的殷勤，處處體貼照顧項英。項英曾稱贊他“力氣大，個子高，槍法準，是個打游擊的好手”。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fā)，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到敵人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被迫應戰(zhàn)，浴血奮戰(zhàn)七晝夜，損失慘重。

項英在事變發(fā)生后帶領部分人員突圍，輾轉來到涇縣南部的赤坑山隱蔽。與他同行的有副參謀長周子昆以及一批警衛(wèi)人員，他們在深山中逐漸聚集了數十名新四軍失散人員。

這個時期，敵人仍在持續(xù)搜山，試圖徹底清除新四軍殘余力量。項英一行處境極為艱難，只能依靠少量紅棗充饑，同時積極與地方黨組織聯(lián)系，籌備突圍所需的物資和路線。項英作為新四軍的高層領導，他是非常有信心帶領隊伍走出困境的。

3月份的時候，項英一行隱蔽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這個洞很小，只能住下四人：項英、劉厚總、周子昆及其警衛(wèi)員黃誠，

劉厚總是軍部的副官，深得項英信任，自然被安排和他住在一起。

其他人員則分散住在下面的草棚中。

項英他們暫時在此隱蔽，并住了一段時間。四人吃住在一起，等待時機突圍。

在3月12日那天，項英在洞內脫衣休息時，腰間的金條突然滑落出來，被在場的劉厚總看見，他萌生了殺人奪財的惡念。

這些金條等財務是新四軍的活動經費，而項英作為副軍長（實際履行政委職責），是由他直接保管，以備緊急情況使用。

實際在南方三年游擊戰(zhàn)爭時期（1934-1937年），項英和陳毅就有隨身攜帶金條的習慣，他們腰間總是纏著一條鼓鼓囊囊的布腰帶，里面藏著從中央蘇區(qū)帶出的革命經費。

因當時環(huán)境險惡，通訊不便，高級領導人必須隨身攜帶一定數量的黃金，以便在與組織失去聯(lián)系時仍能維持部隊運轉和開展工作。

所以說項英隨身攜帶這些金條等財物是有特殊歷史原因的。

而劉厚總的奪財惡念和叛變并非一時沖動，是長期個人主義思想與對革命悲觀失望情緒的結合。 在長期的游擊戰(zhàn)爭中，他形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而在皖南事變后的困境中，他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最終選擇了最極端的背叛方式。

3月13日凌晨，劉厚總趁三人熟睡之際，開槍殺害了項英和周子昆，黃誠身中兩槍重傷昏迷。他取走了項英和周子昆的武器、隨身攜帶的黃金、銀元、金表和鋼筆，然后倉皇下山。

新四軍作戰(zhàn)訓練科參謀長劉奎在發(fā)現(xiàn)項英等人遇害后，立即檢查了現(xiàn)場和項英的物品，發(fā)現(xiàn)新四軍的工作經費（金條和法幣）不翼而飛。他發(fā)現(xiàn)警衛(wèi)員黃誠身中兩槍還有生命跡象，劉厚總此時不見人影，劉奎知道情況不妙，一邊組織救治，一邊組織人員轉移。

劉厚總下山后，就想著向敵人投降邀功。第一站他來到太平縣的隔河里找到當地保長，自報家門稱已殺死項英和周子昆。為了證明自己，他拿出了項英的勃朗寧手槍。

保長搜走他的武器和財物，但并不相信他的說辭。劉厚總又輾轉來到茂林鎮(zhèn)，找到敵人軍政部第十一衛(wèi)生大隊擔架連，連長同樣不相信他。

最后他來到旌德縣玉屏鄉(xiāng)，被鄉(xiāng)公所押解到縣政府。4月28日，縣長派人由劉厚總帶路到蜜蜂洞查看，但項英等人的遺體已被轉移，只看到洞中留下的洋燭、棋子等物品，到場的人把所見所聞向軍統(tǒng)匯報，

不久劉厚總被送到重慶，軍統(tǒng)頭子戴笠曾向老蔣匯報了此事，后者保持懷疑的態(tài)度。

戴笠心領神會，任命劉厚總為情報組副組長，這個職位實際沒什么實權，就是一個干活跑腿的。劉厚總對這個職位安排不滿意，經常體現(xiàn)出不滿的情緒。他不僅在此職位上毫無建樹，而且整日沉迷酒色，常常工作推三阻四。

有一次，上司派他執(zhí)行任務，他卻跑到妓院鬼混。上司找上門時，他竟然掏槍威脅。戴笠得知后，直接將他撤職，關進了軍統(tǒng)局的渣滓洞看守所。

劉厚總在渣滓洞一關就是五年，直到1948年才被釋放。出獄后，特務頭子徐恩曾給了他一筆路費，打發(fā)他回湖南老家。

劉厚總拿著路費一路揮霍，還沒到湖南就花光了所有錢財。他流落到江西九江，被一位湖南老鄉(xiāng)收留，在一家鹽鋪當伙計。

1949年5月，九江臨近解放前線，劉厚總又轉到江西新余縣，流落街頭。因為他能寫會算，最終一名湖南老鄉(xiāng)讓他在“興記鹽鋪”當管賬先生。劉厚總隱姓埋名，每天深居簡出，以為可以就此度過余生。

1952年7月，新余縣公安局開展全城戶口核對工作。副局長黃宜蕃來到興記鹽鋪核查時，發(fā)現(xiàn)管賬先生十分面熟。

經過反復盤問，發(fā)現(xiàn)此人躲躲藏藏，一口湖南方言，還支支吾吾，回答也前后矛盾，黃宜蕃突然想起：這人很像當年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副官劉厚總。

黃宜蕃曾在1939年至1941年間擔任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的警衛(wèi)員，經常與劉厚總見面。他對這張臉印象深刻。

劉厚總最終被認出，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性。 偶然在于，恰好是認識他的人負責戶籍核查；必然在于，解放后建立的嚴密戶籍管理制度，使得任何沒有合法身份的人都難以長期隱藏。這種“偶然中的必然”，正是歷史公正性的體現(xiàn)。

黃宜蕃立即將情況向局長匯報，當天就得到指示：“立即逮捕！” 7月28日，公安人員將興記鹽鋪秘密封鎖，一舉抓獲了化名隱藏的劉厚總。

被捕時，劉厚總還試圖否認：“你們認錯人了，我并不是什么劉副官！”但黃宜蕃直接指出：“劉厚總，你還裝蒜！當年我們可是在一起開過會、吃過飯！”

案件迅速被上報。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譚震林得知消息后，給江西省委拍發(fā)電報，要求及早嚴懲叛徒。

1952年8月初，經過審判，證據確鑿，劉厚總在江西南昌被依法處決。這個逃亡了11年的叛徒，終于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劉厚總被處決后，當年蜜蜂洞中其他幸存的新四軍戰(zhàn)士陸續(xù)得知了這一消息，他們感慨壞人終于得到了懲罰。

后來項英和周子昆的遺骨被移至南京雨花臺，與在皖南事變中犧牲的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合葬，成為著名的 “三烈士墓” 。

而那個在鹽鋪賬房里被抓的劉厚總，則作為革命叛徒的典型案例，被永久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