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的南京城，防空警報聲如裂帛。炮火轟鳴間，一間狹窄的牢房里，年過花甲的陳獨秀躲在一張木桌下劫后余生�；覊m未散，他第一句話卻是詢問門外值守的潘蘭珍是否安然。這一刻，外界的槍炮與內(nèi)心的牽掛竟成了鮮明對照，也為他此后五年跌宕的晚景埋下伏筆。

時鐘撥回12年前。1930年初夏，陳獨秀隱居上海靜安小弄堂，鄰居家年僅二十出頭的女工潘蘭珍每天忙于紗廠三班倒。那一年，她還不知道，這位戴圓框眼鏡、步履匆匆的安徽老先生，曾是《新青年》的靈魂，也是風云激蕩的五四“總指揮”。兩人因一面萍水之交而漸生來往，貧寒出身的姑娘從這位學術(shù)泰斗身上學會拼寫古漢字，而他在她質(zhì)樸的眼神里重拾平生未有的寧靜。

兩年相依，他們悄然成家。為了彌補無法生育的遺憾，夫妻領(lǐng)養(yǎng)了一個女嬰，取名“潘小妹”。家中布衣粗食，夾雜書卷清香與鍋巴焦味。街坊茶余飯后常議論：那位“大學問家”竟自在弄堂口排隊賒米，可轉(zhuǎn)身卻把朋友送來的潤筆費折成紙鶴塞進書頁，哪怕翻來覆去也不肯動那只舊皮箱。

1932年，一紙逮捕令打破平靜。陳獨秀被押解南京，身份完全暴露。有人勸潘蘭珍脫身遠走，她搖頭只說十個字：“既嫁從夫，生死自不離。”監(jiān)獄外，她租下低矮棚屋，每日打短工，攢幾個銅板為夫君送飯、送書。典獄長感其堅守，默許兩人隔窗促膝。陳獨秀得以在囚室里整理文字學札記，《韻略》《說文訓詁》稿本皆出于那段鐵窗時光。

1937年底，兩人隨大批難民西赴重慶，再轉(zhuǎn)江津。江津石墻院三間青瓦房，竹籬間種著番薯與土豆。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銀元日日貶值，昨日能買半斗米，今日只剩一撮糠。陳獨秀把僅余的稿費攤開數(shù)數(shù)，“還是不能動”，他喃喃自語。那是國民政府教育部早年預付的兩萬元稿酬，他堅持不改《小學識字課本》書名，因而拒收尾款，也拒絕動用這筆錢。名聲二字，他看得比溫飽還重。

1940年前后，一捆又一捆朋友寄來的布票、米票幫他們渡過寒冬。柏文蔚脫下的灰鼠袍，朱蘊善背來的兩只瘦鴨，都讓這對清寒夫婦心生溫暖�？杀I賊半夜撬窗，連同幾件棉衣把那方“獨秀山民”印章與珍藏手稿一并洗劫而去。陳獨秀伏在床沿，拍案長嘆，嘴里仍是文人骨氣：“字可以再寫，氣節(jié)不能再失�！�

高血壓、胃疾、風濕輪番纏身。為了省藥費，他常以玉米須、蠶豆花煮水療病。1942年5月，一個悶熱的午后，他多吃了幾口四季豆燒肉，腸胃劇痛徹夜。25日拂曉，他叫來潘蘭珍與子女，聲音低卻清晰：“蘭珍，這兩萬不能動，它代表我做人底線。倘若有人對你好，改嫁即可�！倍潭桃痪溥z囑，道盡一生堅守。

外人奇怪：囊中尚有巨款，為何寧肯向鄰家借米？答案并不復雜。對陳獨秀而言，那兩萬是討價還價的籌碼，更是自證清白的憑據(jù)。只要它靜靜躺在箱底，世人便知他沒同任何政治勢力做交易；一旦花掉，難免被譏“賣字求榮”。在舊時代，文人的氣節(jié)往往細若游絲，卻又剛似寒鐵。

陳獨秀在江津長眠，身后萋萋荒草。潘蘭珍遵囑，從未打開那只皮箱。直到1952年，北大來人整理遺存，才在破舊木柜底板發(fā)現(xiàn)一摞發(fā)霉的銀元兌換券。紙面已斑駁，但“教育部字第×號”依稀可辨，人們這才恍悟：一段風雨，一份骨氣，一處封存。

回看陳獨秀后半生，榮辱交織。曾經(jīng)領(lǐng)風氣之先，卻也嘗盡世態(tài)炎涼；曾經(jīng)喊出“德先生”“賽先生”，終落得借米度日。有人說他性格執(zhí)拗，有人說他識時務不夠，然而正是這種不肯彎腰的倔強，讓時代留下一個關(guān)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坐標。若無此坐標，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底色恐怕要黯淡幾分。

潘蘭珍此后再未改嫁，靠縫補與開小賣部度日。鄉(xiāng)鄰問她為何不把那筆錢換米換油，她笑而不答。那口風化的舊木箱，始終放在屋角，用布蓋著。凡是到訪者，皆能看見箱蓋上新添的香灰——那是她每日焚香為亡夫默禱時留下的痕跡。倔強與守護，在這一對相差三十二歲的伴侶身上，化作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