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探親假批下來那天，連部文書把假條遞給他，像遞一張中獎彩票——四年里第一次，連長拍了拍他肩膀，沒說話，意思卻全在：別給連隊丟人，更別給前線丟人。

他先沒回山東老家，而是拐去北京。理由挺簡單：語文老師病了。

1978年冬天，老師把《孫子兵法》塞進他書包，毛筆在扉頁寫了“靜以修身”，墨跡沒干透就被他帶到新兵連。后來邊境炮聲一響，他隨部隊開拔，那本書跟著鋼盔一起塞進背囊，封面被雨水泡得發(fā)皺，字跡卻越泡越亮。

到北京那天，胡同口烤紅薯的爐火燒得正旺，他蹲下來給大爺遞了根煙，順便問“寬街小學宿舍怎么走”。大爺用爐鉤子一指：拐兩個彎，聽見有人拉胡琴就是。他剛起身，瞥見旁邊蹲著個姑娘，南方口音，邊哭邊翻地圖，像要把那張紙看穿。

他走過去，沒喊“同志”，也沒說“別怕”，只問了一句“找哪兒”，姑娘抽抽噎噎吐出“協(xié)和醫(yī)學院”。他點點頭，把她的帆布包往肩上一甩，走了四十分鐘，拐了七條胡同，路過三個公共電話亭，都沒停。送到門口，姑娘說“謝謝”，他擺擺手，轉(zhuǎn)身去趕2路汽車，心里沒起半點漣漪——前線回來的人，對“以后”這倆字不敏感。

半個月后，他回到連隊，通信員塞給他一摞信，最底下壓著一張南京郵戳的薄信封，字跡秀氣：那天你走得急，沒問部隊編號，只好按“山東籍戰(zhàn)士”寄，若收不到，就當我沒寫。

他回了信，用二指寬的軍用信箋，寫完在背面畫了張簡易北京地圖，標出他們走過的路線。信里沒提“感情”，只寫“胡同口的烤紅薯比戰(zhàn)地干糧香”。

再后來，信就變成了雙城記：她實習的手術室、他夜訓的靶場；她解剖課摸的第一根骨頭、他潛伏時摸過的那條蛇。郵戳從南京換到昆明又換到濟南，郵票從八分漲到一毛二。

1983年，部隊允許戰(zhàn)士結婚，他打報告，政治審查表填了八頁，連爺爺當過幾天國民黨壯丁都寫上了。營部干事找他談話：對方家庭成分？答：醫(yī)生家庭，歷史清白。干事點點頭，在“批準”欄畫了對勾，筆跡比當年老師寫“靜以修身”還重。

婚禮沒擺酒，營部給騰了間十平米的儲藏室，雙人床是木工班現(xiàn)打的，刷的是軍綠色油漆，晾了三天還沾手。夜里熄燈號響過，她打著手電給他縫領花，他偷偷把烤紅薯的灰味兒說成“北京味”，她笑得像剛下手術臺一樣累卻亮。

幾十年后，北京胡同拆得只剩名字，他倆坐地鐵再去找協(xié)和老大門，出口上來全是玻璃幕墻。老爺子拄著拐杖，跟老太太說：“當年就是這兒，你蹲著哭?！崩咸乱恢欢鷻C，里面放的是孫子的搖滾，她回一句：“我哭的是迷路，又不是遇見你?！闭f完兩人都笑，露出同款假牙。

旁邊拍照的大學生以為碰見了拍短視頻的網(wǎng)紅，舉起手機就要拍，老爺子擺擺手：別拍我們，拍對面那棵老槐樹，它記得路。

故事到這兒就完了，沒有彩蛋。硬要說啟示，也無非一句：時代把每個人扔在迷宮里，有人急著找出口，有人順路撿了個并肩的伴。出口后來也許拆了，伴兒只要沒丟，迷路的賬就一筆勾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