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鉆進剛剛叫好的車，坐定打開手機，塞上耳機，昏黃的路燈隨著車的加速，在衣服上打出間斷的光影，仿佛穿過身體的時間，為我打開了一段對話——時隔四年，許知遠再一次與歷史學家許倬云坐在鏡頭前，此時，許先生已經92歲，全身大部分癱瘓。

上一次許倬云先生出現在許知遠鏡頭中，還是四年前，那時的他身體還是自由的，精力也是充沛的。而這跨越時間的再次相見，不僅讓人感到驚喜，也看到了歲月真實的力量。這種常人難以在自己生活中，捕捉的時間帶來的變化，卻在一個遙遠的，平時毫無關切，但卻曾經有過某種關聯的老人身上由隱喻變成了直觀。

保羅·鮑爾斯在《遮蔽的天空》中寫過——你還會想起多少次童年的那個特定的下午，那個已經深深成為你生命一部分、沒有它你便無法想象自己人生的下午？也許還有四五次。也許更少。你還會看到多少次滿月升起？也許二十次。然而我們卻總覺得這些都是無窮的。

許先生的再次出鏡，姑且不討論其談話內容，這一行動本身就具備了一定的價值意義。2020到2024的四年，橫跨了一次奧運，有趣的是，上一次奧運因為全球性的病毒危機推遲了一年，也恰恰是這次生理上的全球危機，引發(fā)了民眾心理層面的震動，仿佛在一條筆直向前的高速路上炸出了一個深坑，駐足在深坑前的人們，不禁自問，向前還是向后，以及這些又有什么意義？

就在剛剛開始的2020年春天，許倬云帶著他經歷了近一個世紀苦難的視角，為人們撩撥起歷史的帷帳，試圖用自己的經驗和普適性的道理為深處迷茫中的人們指出一些方向。那么2024年，許先生又給他的聽眾帶來了什么呢？

雖然有著先天的殘疾，但四年間，許倬云的變化還是給他自己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一家人陷入了掙扎之中，畢竟之前還可以行動，如今卻只能在輪椅上“任人擺布”了。許先生自嘲自己被吊起來像個吊豬一樣，他被困在了無法自由動彈的身體當中，同時也被困在一系列誤解當中。但九十二歲的高齡，讓他緊迫感十足，已經沒有時間再去顧忌什么，他想做的，就是保持對話，跟更多的年輕人建立聯系，為他們解答一些心靈上的困擾。

所以許先生跟年輕人說，要看看利害以外，金錢以外，還有什么。有人，有自己；中國以外還有什么，有西方，有世界。中西方的差異也很有趣，上帝造人和盤古肉身成萬物有很大區(qū)別；中國不靠上帝，而靠人，上帝是人的理念而已
，過分信仰上帝，就會被騙；二戰(zhàn)的美國如冬日之日，而如今的美國卻如夏日之日等等。

相比四年前，許先生談的理論少了，而講的故事更多了。如果把語言比作一張色卡的話，一頭是極端抽象卻又能覆蓋更多的哲理，另一頭則是極其具體且生動形象的故事。上了一些年歲的許先生已經退卻其學者的身份，真正以一個人生長者，甚至是過來人的朋友姿態(tài)來跟年輕人交談，少了些許道理，多了很多親切。

古話說，人的一生，無外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許先生是見過天地的人，古今中外，了然于胸。耄耋之年，對自己也早已看淡，只剩下對眾生的態(tài)度。在這次的訪談中，最集中體現的，就是他和眾生的關系——同情，以及由此而延伸出來的惻隱和悲憫。

這個同情，在許先生的世界里，有著更廣闊的意思，它并不僅僅是一種因為感受到他人的困境而心生憐憫的狀況，而是更廣義的與他人產生共鳴、共情的行動。在歷史學中，許倬云希望能做到將自己置入情景，從而產生對一個時代的同情。正所謂設身處地，歷史從來不需要一個冷眼旁觀者，而是需要一個熱切同情者，能感受到當時的人的困境，能共情到當時人的掙扎，能共鳴到當時人為了解決問題而做的積極思考，更能將歷史的結果和共情而來的行動合二為一。

歷史的盡頭，就是當下的世界。許先生也置身于當代人的心靈荒漠，他說“中國歷盡苦難，痛傷在三代人心里，今天的年輕人，什么本錢都沒有，內心盡是悲痛和驚慌”，所以他希望能盡綿薄之力，救當下年輕人于意義危機的深淵。希望他們能夠往里追溯、往里走，找自己，在內心構建理性和情感的秩序。

很明顯，如今的許倬云，將自己的理性包裹在了感情之中，同情帶來的的惻隱和悲憫，讓他談及人生遺憾時，一句“但悲不見九州同”引得老淚縱橫，悲從那個戰(zhàn)爭年代走過，泣為那些戰(zhàn)死的將士和流離失所的同胞。而許先生隱掉的那句話“死去元知萬事空”，也是一直回蕩在他心中的問題，知道自己大限將至，他更愿意相信一種有感情的世界觀：“死后要埋葬在家鄉(xiāng)，埋葬在父母身邊，雖然死后無靈，但寧可相信真有靈”。

人生，有時候并不是要活出個道理，更多的，是要活得個慰藉。

這種慰藉，有被社會認可的價值，有被同胞歡迎的歸屬感，有老友之間的默契，更有愛與被愛的天真。許先生說起最快樂的事，就是看見了曼麗（他的太太）。采訪中，曼麗快人快語，做事麻利思路清晰，兩個人沒有太多情話，但曼麗談起生死的時候說他跟許先生是這樣聊的：“我希望你先走，我可以處理你的事情，如果是我先走，你怎么辦，如果是我先走，你還是跟我走吧”。

愛，有時候也不見得你儂我儂轟轟烈烈，更多的，是彼此的牽絆與掛念。

許知遠帶著他略顯尷尬的微笑，問出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每個人都受限，如何創(chuàng)造新的自己”，這個話題跟曼麗準備的甜點格格不入，但曼麗還是搶答了——閱讀，盡量看不同的書。海德格爾說，人生不過一場交談，而那些值得被傳送的交談，大部分都化作了書籍。

歷史，有時候更不是要解決什么大問題，更多的，是一段段有趣或生死攸關的對白。

許先生說他累了，許太太曼麗推著他去休息，欄目組貼心地配上了《海上鋼琴師》中的插曲Playing Love作為BGM。王家衛(wèi)說，這世界上有一種無腳的鳥，終其一生都在飛翔，不曾想過在某個地方落腳。托納多雷在《海上鋼琴師》中，演繹了這種鳥，1900始終不肯下船，寧愿留在生養(yǎng)他的那艘郵輪之上，漂泊在天地之間。

許先生在他的大船上，一生不斷追求，歷盡苦難，也未曾動過下船的念頭，如今漸漸駛向了那個隱約可見的盡頭。我們又何嘗不是在一艘船上，度過一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