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啟動了臭名昭著的“人種改造”計劃。他們宣稱：科學證明，金發(fā)碧眼的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人種。納粹頭子希特勒稱其為“神族的后代”，相比之下，其他人種都是劣等種族，尤其是猶太人、斯拉夫人。

為了讓世界更“完美”，必須讓“優(yōu)等的日耳曼民族統(tǒng)治世界”。于是，納粹德國開始對他們眼中的“劣等民族”實施滅絕計劃：

第一步：使用“科學辦法”——通過測量頭骨的尺寸和鼻梁的長度，記錄頭發(fā)和眼睛的顏色等，來確定一個人是否屬于真正的“雅利安種族”。

第二步:發(fā)動戰(zhàn)爭，在納粹占領區(qū)建立奧斯維辛等集中營，屠殺他們眼中的“劣等種族”，據(jù)史料記載，約600萬猶太人被屠殺，占整個猶太民族的三分之一。

第三步：對他們認定的心智不全之人和殘疾人，施行強制絕育手術，限制其繁衍。

第四步：為保障優(yōu)秀人種進一步繁衍生息，鼓勵納粹黨衛(wèi)軍的精英，同純正的雅利安女性混合“生產(chǎn)”孩子。許多金發(fā)碧眼的德國未婚女子，甚至已婚女士都瘋狂地響應納粹的號召。

此外，納粹還實施“Lebensborn”（生命之源）計劃，被認為最接近納粹雅利安人種標準的挪威，成為這一計劃的核心區(qū)。二戰(zhàn)時的挪威只有300萬人，然而，在被占領期間，卻出生了約1.2萬名“符合條件”的孩子，二戰(zhàn)后，他們都淪為納粹種族政策的犧牲品。

國家的道歉：為“善良的惡”懺悔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如此慘絕人寰的“用科學方法論改造世界”的罪行是納粹首創(chuàng)，但事實并非如此。

其實，早在1910年代，澳大利亞白人政府就開始秘密執(zhí)行一項政策：改造原住民兒童。而且，這項計劃一直持續(xù)到1970年代——那年，納粹德國已經(jīng)垮臺30余年。

與納粹德國相似，澳大利亞這一計劃，不僅有“崇高”的目的——提高國民智力水平，讓國家更加強大；也有“科學依據(jù)”——澳大利亞原住民與白人生育的后代，在智力上有顯著的改善。

隨后，澳大利亞政府把約10萬原住民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強行剝離，并將他們安置到兒童撫養(yǎng)機構或白人家中，這些皮膚介于白、黑之間的孩子被稱為“被盜走的一代”。

然而，澳大利亞政府美好的愿望，卻變成了他們的噩夢——在與父母分離的日子里，這些兒童的身心遭到了嚴重的創(chuàng)傷，成年后的他們一生都活在童年痛苦的陰影中：

“夜晚我們經(jīng)常被餓哭，不得不去鎮(zhèn)上的垃圾堆里找食物，吃陳面包，把罐子砸碎，舔里面剩的番茄醬?！保˙ringing Them Home訪談記錄）

“他們說這是為了我自己好，我自己的好就是留在我媽媽身邊。”（Ruth，一個4歲就被迫離開雙親的孩子）

“被盜走的一代”并沒有像澳大利亞政府所希望的那樣“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既沒有很好地融入白人社會，也不再熟悉自己的土著文化。由于心理嚴重缺乏歸屬感，“被盜走的一代”成年后的犯罪率，是普通兒童的3倍。

這場持續(xù)60多年，以人為實驗對象的社會改造計劃，導致了文明社會又一巨大的人間悲劇——數(shù)十萬人的內心永遠無法彌補的巨大創(chuàng)口，而且更加劇了原住民與白人之間的仇恨。可以說，澳大利亞政府的“一念善意”摧毀了他們整個人生！

在時隔多年后，新的德國政府、澳大利亞政府都為他們曾經(jīng)犯下的罪孽以“國家的名義”道歉。澳大利亞更是從1998年起，將每年的5月26日定為“國家道歉日”，以此對原住民家庭造成的巨大傷害懺悔。

道歉雖然遲到，但意義還在。“國家的道歉”意味著在歷史錯誤面前，表達懺悔的姿態(tài)——無論出于什么目的，國家都不能以踐踏另外一部分人的基本權利為代價。這當然是一種難能可貴的進步。

實際上，納粹德國與澳大利亞白人政府的“人種改造計劃”，僅僅是人類20世紀災難的縮影。這些災難，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如果不清楚這些世紀悲劇的思想源頭，那么，從這顆種子上，還會長出其他表現(xiàn)方式不同，但實質相同的邪惡果實。

激進之殤：有些“高尚”比墮落還要壞

我們知道，在如何改造社會這一問題上，一直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潮：

第一種，認為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社會是多元化的存在。因此，對任何改天換地，要在人間建造一個整齊劃一的“理想國”的激進變革，始終保持警惕和反對，這是保守主義；

第二種，迷信人類的理性能力，尤其是那些“卡里斯馬”式的人物，認為可以在他們的帶領下，按照一定的計劃和步驟，消滅舊世界，建造一個美麗的新世界，這是激進主義。

后者，正是歷史上無數(shù)災難的始作俑者——

激進主義者堅信，一定存在一個沒有缺陷和不足的完美世界——在西方被稱為“理想國”，在東方被稱為“大同世界”。只要沿著正確的道路向前走，完美世界總有一天會實現(xiàn)，而為了實現(xiàn)這個偉大的目的，可以以集體的名義做任何事情，包括犧牲一些人的生命——這是為了崇高的理想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于是——

納粹分子無條件地服從希特勒的命令，瘋狂屠殺手無寸鐵的猶太人，從不自責；

德國女子為了希特勒的偉大藍圖，情愿把自己當做生育機器，她們認為這是在愛國；

澳大利亞白人政府用各種不光彩的手段，從原住民家庭騙走孩子，他們認為這是“為了孩子好，為了國家好”。

王小波曾說：有些崇高比墮落還要壞。激進主義者總是夢想著為自己、為他人，甚至為整個人類建造一個人間天堂，結果卻總是屢屢把人間變成地獄。

激進主義之所以“殤”痕累累，原因在于人性是復雜的，人類的知識和理性又是有限的、不完整的。如果寄望于少數(shù)聰明而又道德高尚的人，風險是非常大的。

理性濫用之殤：人類不是“小白鼠”

20世紀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最為血腥的世紀——不僅發(fā)生了兩次殘酷的世界大戰(zhàn)，還發(fā)生了無數(shù)次觸目驚心、慘絕人寰的人道主義災難。

災難的根源，不僅源于激進主義狂潮，還源于人類對科學理性的濫用，甚至可以說，這些災難正是理性被濫用之殤。

我們將那些試圖用科學方法，致力于發(fā)現(xiàn)永恒不變的“社會規(guī)律”，并由極少數(shù)精英對這些規(guī)律進行直接控制與運用的人，稱為“唯科學主義者”。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一書中這樣描述唯科學主義者：

他們不斷沉迷于抽象的概念，他們把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無生命的自由原子”，他們消解了倫理道德，他們追求價值中立，驅逐價值判斷，最終把人類社會引向奴役之路。

一些唯科學主義者，曾試圖用“科學方法”控制人類進化的路徑——只有基因優(yōu)良的人才能生育，含有劣等基因的人應該被徹底淘汰。他們宣稱：“從個人的角度看，他們滅亡了，但從人類的角度看，人類進化了。” 這類人，還有一個專業(yè)的名稱，叫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可見，納粹德國的種族屠殺，澳大利亞政府對原住民的改造，都是對科學理性的濫用，只不過程度不同罷了。悲哀的是，“唯科學主義”帶來的災難絕不止于此。

1920年代，蘇聯(lián)的伊萬諾夫教授在蘇呼米猿猴繁殖基地開展了駭人聽聞的“人猿雜交實驗”，試圖打造不知疲倦、刀槍不入的超級戰(zhàn)士。

烏托邦主義者在蘇聯(lián)、東歐等地用“科學方法”運行經(jīng)濟——用“計劃”的方法進行生產(chǎn)與分配，妄想構建一個沒有危機、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理想國。

對此，哈耶克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寫道，真正帶來世紀性災難的是錯誤的方法論：

在研究人類社會時濫用科學方法。由于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相對確定的，可通過實驗證偽的自然世界，而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的行為，以及人的精神世界，是復雜的、不斷變化的。

因此，科學方法被濫用的結果，一定是經(jīng)濟崩潰、社會動蕩、人倫毀滅、文明倒退。

懸在人類頭頂?shù)膬砂?/strong>

“達摩克里斯之劍”

如果說激進主義讓制造災難者“正義凜然”，占據(jù)道德制高點；那么，“唯科學主義”讓制造災難者“有理有據(jù)”，具有“不可辯駁的科學理論”支撐，而每一場災難的背后，兩者總是如影隨形。

很多人或許以為，這些只是歷史和歷史的教訓。那么，我們來看看正在發(fā)生的事情：

?物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區(qū)塊鏈等技術的飛速發(fā)展，讓人類看到了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曙光，但也讓一些人再次陷入致命的自負：無論歐美還是東亞，不斷有“唯科學主義”精英提出，為了讓人類過上更美好的生活，憑借“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可以復活“計劃經(jīng)濟”。

?基因編輯技術的成熟，讓人類看到了治愈癌癥的新希望，但也讓“社會達爾文主義”再次復活：為了加快人類的進化速度，干脆通過基因編輯技術，讓人類一勞永逸地擺脫遺傳的限制，隨心所欲地設計自身，從此，世界上不再有不可治愈的疾病，而且人類的智商將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