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十

編輯|鳥蟲鳴

公元675年重陽，王勃正坐船南下探望在交趾任職的父親，路過廣州時被寶莊嚴寺的住持攔了下來。

住持知道王勃文筆好，想讓他給新建的舍利塔寫篇碑文。

沒想到王勃當晚磨了好幾升墨，喝了頓酒就睡了，五更天起床提筆就寫，3200多字的駢體碑文一口氣寫完，還沒改一個字。

可誰能想到，第二年王勃北返的時候遇到臺風，受了驚嚇溺水死了，才27歲。

這篇《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就成了他的絕筆，更奇怪的是，直到現(xiàn)在都沒人能把這篇文章完美翻譯出來。

現(xiàn)在咱們寫個3000字的報告都得查半天資料，還得反復修改，王勃當時僅憑一時靈感就寫出這么長的文章，還一字不竄，這才思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而且這篇碑文不是簡單的寫景抒情，里面藏的“門道”可太多了，先不說翻譯，就算是讀懂都得下不少功夫。

這篇碑文最明顯的特點就是用典多，3200字里塞了200多個典故，平均每16個字就有一個。

其中差不多四成是佛教里的典故，剩下的還涉及《周易》《楚辭》，甚至星占、醫(yī)藥這些領(lǐng)域。

開頭第一句“蓋聞八萬四千法，法法云興；三千大千世界，界界星列”，“八萬四千”出自《涅槃經(jīng)》，“三千大千世界”來自《阿含經(jīng)》，兩句話就把佛教的教義和宇宙的概念結(jié)合到一起，格局一下子就拉開了。

本來想數(shù)下里面到底有多少佛學名相，后來發(fā)現(xiàn)沒點佛學基礎(chǔ)根本看不懂，光“三十二相”“十二因緣”“四諦”這些詞，就得翻好幾本經(jīng)書才能搞明白。

現(xiàn)在想想，王勃當時肯定是把自己的知識儲備全用上了，不然也寫不出這么“濃縮”的文章。

除了用典多，這篇碑文的句子結(jié)構(gòu)也特別復雜，像是在玩“文字魔方”。

通篇都是四六句對仗，而且一對句子里還能再分出小對仗。

比如“鳥跡疑梵，蟲篆如籀；龍鱗匝地，鳳翼摩天”，“鳥跡”和“蟲篆”是一對，可它們又分別和“梵”“籀”形成小對仗，一句話里有三層對稱關(guān)系，語義一層疊一層。

王勃還喜歡在同一句話里放不同宗教、不同領(lǐng)域的典故，比如“宵吟金剛之偈，旦誦步虛之章”，“金剛偈”是佛教的，“步虛章”是道教的，他用“晚上”和“早上”的時間對比，把兩種宗教的經(jīng)文放在一起，一點都不違和。

很顯然，王勃寫的時候肯定沒想著后人翻譯的事，不然也不會把句子編得這么繞，這對翻譯的人來說簡直是“坑”。

為啥這篇碑文這么難翻譯呢？其實不是譯者水平不夠，是這篇文章本身的“特殊性”太多，想完美還原幾乎不可能。

首先是那些佛學名相，比如“法”“相”“諦”“輪”這些詞，在英語里根本找不到完全對應的詞。

要是直接音譯成“dharma”，不懂佛學的人根本不知道啥意思；要是意譯成“teaching”，又丟了“法”本身“軌持自性”的意思。

而且這些詞在不同語境下意思還不一樣，比如“法”有時候指佛法，有時候指佛陀的教導，翻譯的時候根本沒法兼顧所有含義。

然后是駢體句式的問題，四六句對仗不只是形式好看，還承載著文章的節(jié)奏和意義。

要是把對仗拆開改成散句，原文的韻律就沒了；要是硬要保留對仗，又不符合英語的語法習慣。

就拿“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來說，英語翻譯成“thirty-twomarksandeightyminorcharacteristics”，不僅沒了原文4個字對4個字的整齊感，連和前面“四諦”的句式呼應都沒了。

光句式這一點，就把很多譯者難住了。

更棘手的是文化互文的問題，碑文中很多詞都有好幾種含義，藏著不同的文化背景。

比如“奈苑”這個詞，既指釋迦牟尼涅槃的“奈氏園”，又暗合《詩經(jīng)》里“奈之華”的意象，還諧音“耐苑”，暗含“忍辱”的意思。

英語翻譯的時候，最多只能保留其中一個意思，另外兩個肯定得丟，這么一來原文的文化內(nèi)涵就少了一大半。

還有，這篇碑文是要刻在碑上、放進塔里讓人誦讀的，得配合木魚的節(jié)奏，有“可誦性”。

可翻譯之后，就算譯文押韻，也沒法和梵唄的調(diào)子配合，博物館里放的英譯展板更沒法體現(xiàn)“能念出來”的特點，這就等于丟了文章的“儀式功能”，譯出來也不是原來的味道了。

其實過去這些年，不少人都試過翻譯這篇碑文，結(jié)果都不太理想。

早前1920年代，廣州六榕寺（就是原來的寶莊嚴寺）把碑文的殘碑拓片送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請英籍漢學家托馬斯?瓦特試譯。

瓦特改了三次稿子，最后只譯了600多字就放棄了，還說“這篇文章就像七寶樓臺，拆碎了就不成片段，外人一進去就迷路出不來”。

現(xiàn)在想想，他這形容還真挺貼切。

一天1992年，六榕寺重新刻了全碑，方丈還公開發(fā)了“英雄帖”，說只要有人能全譯出來，寺門永遠為他敞開。

可直到現(xiàn)在，收到的40多種譯稿里，最長的英譯稿也才1800字，而且都得靠大量腳注補充背景，正文只剩個大概意思，根本沒法還原原文的豐富性。

此前2015年中華書局出版《王勃集校注》，附錄里放了這篇碑文的原文，只加了標點，沒附任何譯文，還在注釋里寫“譯文暫闕”。

學界都戲稱這篇碑文是譯者的“百慕大”，進去就“出不來”，這話一點不夸張。

不過最近幾年，數(shù)字技術(shù)倒是給這篇奇文的翻譯帶來了點新希望。

2023年起，復旦大學的“數(shù)字人文團隊”把這篇碑文做成了“多層標注庫”，一共分了六層：A層是漢字原樣，B層標了拼音和入聲字，C層注明每個典故的出處，D層分析句子的語法功能，E層歸類語義屬于佛理還是儒理，F(xiàn)層還收錄了粵語、中古漢語和梵唄調(diào)的誦讀音頻。

團隊還打算用AI來嘗試翻譯，先讓AI學500萬字的佛典和唐駢文，然后逐句輸出10種譯稿，再讓學僧、譯者和聲學家一起打分，迭代1000輪。

項目負責人說，他們不追求“完美翻譯”，只要英、法、日這些語言的讀者讀的時候，也能像讀原文一樣“迷路忘返”，就算成功了。

如此看來，雖然沒法做到絕對完美，但至少能讓更多人感受到這篇碑文的魅力，這已經(jīng)是很大的進步了。

其實王勃寫這篇碑文的時候，人生并不算順利。

他之前因為寫“斗雞檄文”被貶，還坐過牢，在《上百里昌言疏》里他自己形容坐牢的日子：“老鼠在房梁上跑，跳蚤咬得人沒法睡，人瘦得不成樣子，臉也沒精神”。

誰能想到，兩年后他居然在廣州寫出這么絢爛的文章。

死亡和創(chuàng)造、困境和飛揚，在他身上形成了特別強烈的對比，而這種對比也藏在了這篇碑文里。

毫無疑問，這篇碑文之所以沒人能完美翻譯，不是因為漢字太“頑固”，而是王勃把語言能承載的文化密度、節(jié)奏、信仰和情感都推到了極致。

翻譯的難度，恰恰證明了王勃的天才。

可能真正的“完美翻譯”本來就不存在，但每一次有人嘗試翻譯、研究這篇文章，都是對王勃的一種致敬。

就像現(xiàn)在，我們提到這篇《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還是會想起那個27歲的青年，在五更天提筆揮毫的樣子，而他留下的這篇奇文，也會繼續(xù)在歲月里，等著后人去讀懂、去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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